论中国政府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电子政务治理途径

阐述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界定对于事件应对的重要意义,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应对过程中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现状:治理虽有成效但仍存在问题,主要是治理观念淡薄、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弱、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不高、公众参与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论述了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以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的新途径。     

近年来国内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方略开展了多视角、宽领域的研究,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转变思路、变革制度和多样举措等三个方面策略,但受研究基础、视域的影响,中国特色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话语体系尚未形成。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微博环境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借助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组织和动员,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正确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尽快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切实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同时要重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关注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研究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征、内涵进行了阐述和界定,详述了政府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失范效应,进而论述了非政府组织介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价值效用: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缓解矛盾冲突;发挥专业优势,辅助政府治理;监督政府行为,维护公众权益。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所受到的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的路径选择。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现在社会各领域都十分关注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在查阅国内文献的基础上,就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心理机制及网络群体事件的防范治理等几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并进行了分析述评。     

网络舆情对公安机关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及对策——以江苏启东“7·28”群体性事件为例

<正>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网络舆情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的影响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初期是由网络上产生并蔓延开来。我国正处在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时期,网络参与的隐匿性、随意性、广泛性,无疑给公安机关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使网络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切实提高群体性事件预防工作中的信息管理和应对能力,是公安机关面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就是公民以网络为途径和手段介入政治生活领域。由于网络具有与传统媒体类似的传播、放大效应,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会转化为网络突发群体事件,更进一步则有可能催生现实中的公共危机。所以,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本文认为,建立网络预警、分级响应和应急联动机制,是网络治理的重要中枢。     

谈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防范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不仅迅猛,而且其事件的影响度和被关注度已非常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群体性事件的把握与控制能力。因而,研究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以及探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策略,对疏导舆情、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教育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研究

在界定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空间、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总结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特点,即舆情更易快速集结,舆情体现出大学生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与公众舆情相比更易治理,舆情相对比较理性等;对已有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提出的治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和困境等成果进行了综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模型,即建立以"信息公开、对话、事后分析、决策"为流程的治理体系,对于信息不透明、制度缺失和政府不作为等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公开和对话可以增进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了解,分析和决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预防或平息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虚拟领域嵌入性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社会、市场及其内部之间新的利益与价值关系。其在现阶段井喷式出现,有着技术与社会建构双重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公共性成长与流失的混合态势,政府的倒逼式回应与引导失效使得我们重新探寻虚拟社会治理权威的再生产路径,即独白转向对话,建构嵌入式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网络虚拟世界治理的共生共长。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法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十分必要。目前导致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公民法治意识欠缺,国家法制制度不完善,法治预设的救济渠道不畅。要处置好群体性事件,应培养公民现代法治意识,拓宽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完善法律制度,严格依照法律处置群体性事件。     

论自媒体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与控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难控,传播难管,信息真伪难辨,信息交流群体极化性倾向严重的现状,呈现出网络舆情热点往往直接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加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循环及网络舆情的广泛传播,增加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网络舆情易被敌对势力利用致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性质改变。公安机关应采取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防范能力,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驾驭能力,提高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水平,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矛盾化解水平等控制策略。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视域的舆情危机及其消解

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考察,可知舆情危机是一系列社会风险运动的结果,即个体风险、网络社团风险、网络媒介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意识风险等。风险具有内生性、普遍性和不平等性、聚焦性、多元性、复杂性、潜隐性与不确定性。风险使偶发性事件广泛传播,迅速扩大蔓延,引发舆情危机甚至导致恶性群体性事件。启示我们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减少社会风险源,迅速反应,及时处理显现的舆情危机,培育社会信任,排除舆情隐患。     

论强势化解危机

与预防危机、处置危机相比，化解危机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是减少社会冲突的最佳选择。群体性治安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危机，更有机会和可能得到化解。在当前维护稳定工作中一般性号召和措施难以奏效的背景下，运用强势化解危机这种工作理念和运作方法，把握其中的两个基本环节并采取四种基本策略，可以有效地应对群体性治安事件。     

网络谣言治理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工作前置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关乎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形象,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我国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和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理念,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新要求,公安工作前置便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有效手段。公安机关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社区服务前置、建立网络派出所、提供全天候、无差别服务、以及辖区单位建立治安联控网络等措施,就能较好地将公安工作前置付诸实践,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适时化解相关方面的矛盾,降低事件发生或恶化的概率。     

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

对群体性事件本身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直接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治理。本文分别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由来、群体性事件与突发事件的区别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等多个角度,提供了认识和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新视野,进而提出“新群体性事件观”,这无论在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治理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微信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及其应对

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以其私密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缩短了群体性事件由线上发布到线下集群的时空进程,给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治理难度。因此分析微信平台中群体性事件生成特点、种类以及治理难点与路径等,有助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