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及其精神气质

近代理性法学者强调合同效力之近代自然法上的合同责任概念，并以意思表示理论对合同制度进行技术性处理，突出合意作为合同效力之基础和理由的地位，为德国历史法学派构建法律行为之抽象概念体系做好了铺垫。康德的源自人格道德自治的义务和自由之形式伦理，取代了古典理性法学的社会实质伦理，由此，潘德克吞法学仅仅赋予权力以建立一种能更好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功能，而不是为其提供价值论内容。他们有意构造抽象的法律行为概念体系，排除从伦理角度进行规则的具体设计。此后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是国家或主权者的意志，认为意思表示的效力根源，乃是实在法规定的结果，而实在法本身不需要进行正当化说明，法律行为概念体系遂蜕变为司法的技术性工具。     

合同效力基础的伦理解释——以托马斯·阿奎那的道德法哲学为核心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允诺就是允诺人为自己设定的法律，守约是一个人在自然法下的道德义务。道德行为的目的决定行为的实质或定义，并进而决定此行为的义务范围。而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当事人试图践行的两种德性：慷慨的德性或交换正义的德性。托马斯·阿奎那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承继和超越，二者共同为民法法系“原因理论”提供哲理基础，并弥补了近现代及当代合同法理论在对合同效力解释力上的不足。     

法定权利的伦理学分析

权利的正当性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正当性 ,能够从伦理上加以分析。在现代社会中 ,法定权利是主要的权利存在形式 ,通过对法定权利存在的原因、法定权利的内容、法定权利的作用等进行一种伦理分析 ,可以发现法定权利 ,进而可以说权利存在道德价值和伦理基础并且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加以论证。     

人格权的伦理分析

罗马法中的人与人格是一种关于身份的理论,在法国民法典中也没有人格权的规定。人格权是伦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并随着民法在技术上的成熟而在德国民法典中最终确立的,康德的人格主义伦理学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与制度基础的分离使得人格权进入法典面临诸多技术上的障碍。人格权的伦理内涵在于人的尊严,人格权的客体是“人的伦理价值”,人格权中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不具有伦理上的人格。人具有尊严,作为一个定言命令是相互的,人格权之侵权责任的实质也源于“尊重”。     

正当性、权限与边界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党内法规之证成

在传统行政法上，诸如政府与公务员、公立学校与学生之类的关系属于特别权力关系之范畴，这种关系由其内部自带体系的规范调整，并排除法治主义的作用。二战之后，基于法治观念和人权理念的提升，特别权力关系的适用范围尽管有所收缩，但其所作用之领域仍属于“法治普遍性之例外”。鉴于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一般属性，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不仅可以充当党内法规的正当性基础，而且也可以为党内法规的适用范围与效力边界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基于特别权力关系，党内法规才具有独立于国家法体系而独立存在的正当性；同样是基于特别权力关系，党内法规的适用范围当受“特别关系”之拘束，其效力不宜漫过“特别权力关系”之边界。     

论效果意思的辨别

情谊行为中“当事人不具有效果意思”之理论判断，不存在令人信服的依据。在罗马法上的契约类型以及英美法上的合同效力理论中，均蕴含着完整、严密的辨别效果意思的法律技术体系。在大陆法系民法中，出于对“意思自治”的强化，这些法律技术被最大限度地加以限制甚至消除，由此产生了一个效果意思辨别上的法律“盲区”。我国应在司法过程中，借鉴罗马法和英美法中的法律技术，立足于对现行法的法律解释，将上述“盲区”重新纳入民法调整。     

论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原则与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

前言 合同基于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当事人应如遵守法律一样恪守合同,唯有如此,方可显示出契约之神圣。然而,社会经济生活纷繁复杂多变,加之人的理性有限,在履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当事人订约时预料不到的事件,使合同存在的基础遭到破坏或合同目标落空,此时如果仍贯彻原契约的法定效力,就会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同法的公平正义精神相违,对此,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原则与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我国正在制定统一合同法之际,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允诺原则之历史解释

允诺原则的核心并不在于承认人们自我设定义务的自由,而是法律在何种情形下才能赋予允诺以强制执行力.罗马法中,不管是契约还是单方允诺,其效力的产生均不以允诺为出发点.在中世纪,教会法从道德和神学的角度赋予一切允诺以约束力,泛化了允诺的道德效力;教会法学家通过对“允诺原因”的锤炼、借用福音告发制度整体推进了允诺制度的构建,允诺原则得到贯彻.近代自然法学家区分被接受的允诺与未被接受的允诺,并深刻影响各国立法:前者被纳入契约框架从而形成契约原则,后者则被称为“单方允诺”,成为契约原则之例外,允诺原则由此受到限定.现代法对允诺原则的贯彻程度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立法承认单方允诺是与契约平行的特殊债因,契约原则对允诺原则的限定有所放松.允诺原则之历史解释可以为未来中国债法中契约与单方允诺制度的构建指明选择方向.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说"之反思:自然法与功利主义之比较

“利益平衡说”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法之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旨在平衡权利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冲突,并以此解释知识产权法的制度构成。依自然法理论,知识产权之正当性因其自然获得性,相关权利与限制是确定权利的正当边界,维护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之社会契约。功利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社会效用之必要工具,经由排他性权利及其限制来达至社会效用最大化。无论限制或保护权利均有可能产生对权利或社会效用的正面或负面作用。由此,利益平衡的二元价值目标论值得商榷。知识产权法的根本问题是以个人权利为导向还是以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之选择问题。     

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

康德是思想史上第一个为良心自由作出法学论证,并将之作为宪政基础的思想家.虽然康德一般被视为社会契约论者,但其理论基础并非社会契约或者作为社会契约基础的人民意志.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以人的良心自由为基础,社会契约为手段,力图构造人的道德自我在国家的实现.对良心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康德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价值,康德还将之在权利体系中展开,使之具有充分的实证性,对现代宪法尤其德国基本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康德的权利秩序中虽然“人的尊严”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但这种价值准则是形式命令,要以良心自由为价值基础和界限.康德的良心自由理论经过德沃金的洛克式改造,也影响到美国的宪法实践,成为现代宪政的价值公约数.     

论混合合同适用的问题与方法

混合合同是由数个典型(或非典型)契约的部分构成的契约,本质为给付的混合。混合合同法律适用系运用目的性解释方法完成的法律解释过程,而不能直接适用类推适用、省略和拼接的适用方法。应依照契约呈现的利益状态、契约目的以及斟酌交易习惯进行合同整体缔约目的解释,对合同内容进行整体性、有机性把握。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层面进行利益调和,有助于解决数项合同目的间的冲突并实现目的之整合。“类型结合契约”“混血儿契约”“类型融合契约”的分类不具有区分的价值。混合合同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主要依据给付义务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判断：数项给付之间存在主从关系的,原则上依据主从法律关系的规则调整;给付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的,则依据合同的整体交易目的进行确定。     

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建构的德性要义

强化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对于提升法律职业道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近代以来法律由以德性和人格为中心转向以原则和规范为中心。我们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关注不只是规范，同时更是规范的理由。法律职业经过“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的范导，选择了一致同意的道德契约，由此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公正之运用，既可生存于司法亦可毁灭于司法。法律职业的道德目的是衡量一切行为的道德善恶或道德价值的标准。只有当拥有创造性特征的道德实践行为引起实践变化或对实践做出贡献时，才能被视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绝不能低估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法律职业伦理信念及其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努力：既要指向法律职业伦理制度的规范化、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正当性本身，又要构建作为法律职业德性素养培育载体的法律职业伦理新框架。     

浅析原因不法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我国规制现状

一合同效力根源理论合同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利器,其一经成立即在当事人间产生相当于法律的约束力。《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明文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缔结该契约的人,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8条亦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在当今社会     

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契约自由——以格式合同为例证

吉尔莫所谓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也即和契约正义"合体"的契约自由的丧失。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着"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契约自由背离了契约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契约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契约的再生。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格式合同,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合体"。本文以格式合同的典型司法案例为例证,研究了如何将经济法关于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引入格式合同的民商事审判,以探索一条如何达致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新的"合体"以及契约自由再生的司法实践路径。     

“知识共有”理论下商标权取得的本质解读

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关于私有财产权产生的自然法逻辑以及德霍斯的“知识共有”理论基础上,阐发“知识共有”理论之内涵:知识财产权是人们就共有知识利用和分配达成的协议.据此,商标权的本质就是以实现特定符号识别功能的义务换取对这一符号的垄断使用权的协议.使用商标实现识别功能是达成协议的实质要件,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是达成协议的形式要件.使用产生商标权是基于“消极共有”的“占有—默示同意”契约,注册产生商标权是基于“积极共有”的“分配明示同意”契约,两者各有优劣.从“知识共有”理论的“协议”视角解读商标权取得本质可为商标权正当性论证提供新的进路,对我国商标实践中实现使用行为价值的理性回归,也可为解决未注册商标抢注纠纷等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信息产权：知识产权的延伸和补充

信息的财产化对于信息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作为对非物质性财产提供保护的主要制度形式——知识产权理论却因其客体理论本身的限制，难以实现从知识产权到信息产权的跨越。从作为权利客体的“信息”之限定、正当性证成、质疑与回应等几个角度具体展开论证，努力发展更加明确可行并更具说服力的信恩产权理论。基本观点为：能够作为财产权客体的信息应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可描述、可再现的符号形态；在内容上能够表达某种可被理解的意义，并能够符合价值正当性衡量。界定信息产权客体还应考虑信息的经济价值与可交易性。信息的共享性、对信息垄断的担忧和可行性问题不能成为阻碍信息产权设置的实质障碍。信息产权能够被理解为知识产权的延伸和补充，能够给予知识产权法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制度发展空间。     

论瑕疵行政行为的效力

行政行为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两者构成了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严重且明显瑕疵行政行为不具有形式效力的理论与制度混淆了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发生的基础。形式效力是基于行政行为的形式而具有的效力,与行政行为内容中的瑕疵无关,瑕疵行政行为都应具有形式效力。实质效力是基于行政行为内容的实质正当而具有的效力,不同的瑕疵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行政行为的实质效力并导致该行为被撤销、确认无效与治愈的法律后果。     

公私协力法律关系之双阶争讼困境

双阶理论下前后阶段行为之关连及互相影响,学说上的四种可能主张都不足以达成高度之共识。籍助民法上无因性理论,后阶段契约瑕疵和前阶段行政处分瑕疵非同一性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前后阶段法律行为效力之独立判断。台湾地区目前关于规范公私协力法律关系"采购法"或"促参法"之解释,立法者对于前后阶段行为效力之关系,采用双阶理论,导致实体法律关系割裂,救济程序陷于困境。而德国采购法新制在采购法程序上稳健线状突破的操作方法,值得参考。     

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法理基础

民事判决的理由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具有何种拘束力,这一问题属理论盲区。在民事判决数量持续激增、系列案件频发及裁判文书要“释法说理”的大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性。在实然和应然角度,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正当性存在着预决效力、争点效力和参加效力等解释路径,分别反映不同的制度目的,对应于不同的程序保障标准和价值判断空间,体现不同程度的正当性。预决效力可通过免证事实机制缩小证明范围,能够提升诉讼效率,但保障证明权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对后诉事实认定的拘束力较弱,难以为判决理由效力提供正当性支撑。争点效力与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关联最紧密,可与既判力形成合理分工。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判决主文,而争点效及于判决的理由,借助于价值判断机制落实诉讼诚信原则,阻断生效判决认定的争点事实再次被后诉当事人争执,维护裁判统一。参加效力立足于责任分担理念和诉讼担当法理,为判决理由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及案外第三人扩张提供正当性法理基础。以此为基础的类型化分析,则可廓清判决理由效力适用范围,扩大判决理由拘束效果。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