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教俗之争新态势

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后,阿拉伯世界结束了“阿拉伯之春”以来宗教与世俗力量共处的状态,进入了教俗力量激烈博弈的阶段.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世俗力量也效仿埃及,要求本国伊斯兰政权下台.埃及教俗力量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是世俗力量担心执政的伊斯兰温和力量,坐稳江山后原形毕露,实行政教合一,建立神权统治,因而利用经济形势未有好转的机会和民众的不满,采取非常手段推翻了宗教力量政权.但是,这难以解决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况且极端势力会利用混乱局面扩大影响,从而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为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利益,教俗力量间需要做出明智的妥协.以军方为核心的世俗力量要尊重选举结果,改变以武力推翻民选政府的过时做法.宗教力量执政后则应该严格按照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制定宪法,放弃任何通过伊斯兰法来治理社会的意图,摒弃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对外政策.唯有如此,阿拉伯世界才能再创辉煌.     

苏联解体前后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状况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一贯制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期受压抑的中亚伊斯兰教呈复苏态势.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已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便乘虚而入,迅速蔓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教的复兴,往往同当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宗教对政治的介入和参与.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非政治形态出现.由于社会历史状况不同,中亚五国伊斯兰教复兴的程度也各有特点,发展极不平衡.中亚伊斯兰复兴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复兴,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基本上停留在重新宣讲宗教教义和宗教信念,恢复宗教传统的层面上.虽然其间发生过一些宗教干预政治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冲突、动乱,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的宗教政策正确与否,同国家的稳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家对宗教严加控制或放任不管的极端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容易导致社会失衡.一定要引导宗教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斯兰文化理论及实践(下)

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伊斯兰教首先是和平的宗教,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旨在通过宗教实现人类和平。圣战是重要的伊斯兰文化理论之一,它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一直与伊斯兰教相伴生。圣战还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它包括内部冲突、对外冲突、战胜敌人和战胜自己的私欲。在伊斯兰教诸多精神中,圣战精神最具魅力。服从理论是伊斯兰教的精髓之一,伊斯兰教是服从真主意志的宗教,服从使者也是根本特征之一。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社会里,服从意识成为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特色。报应理论,是伊斯兰的经典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理论与社会生活十分密切,在社会上有很大市场及文化应用价值。     

宗教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以伊斯兰教为例

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参与政治的倾向和特征更为明显。伊斯兰教参与政治的方式凸显为宗教社会作用的国家化倾向,其一是以宗教政党的方式,借助于政治宗教纲领夺取国家政权;其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夺取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就伊斯兰教参与政治的发展及其效应来看,一方面,伊斯兰教具有强大的政治社会动员力量,在有关各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政治化倾向也对伊斯兰世界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伊斯兰文化的社会参与功能

伊斯兰文化以固有的社会属性,通过宗教礼仪形式参与并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构建社会秩序和规范社会秩序的有序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社会参与功能.宗教文化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主要元素,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以及世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宗教叩拜文化不仅是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固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从时间、空间到人间.社会上的一切几乎都是宗教的,伊斯兰社会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宗教管理模式.礼拜的要素之一是人际连锁关系,宗教生活形成了一个"社会文化场",每个人都不能离开以"社会文化场"为中心的生活圈,且都是社会宗教活动的参与者.     

信仰对话: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导话语——法图拉·葛兰及葛兰运动解析

法图拉·葛兰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信仰对话是他的核心思想.坚持宗教宽容与民族平等、信奉和平与非暴力的理念、建立民主制政府,以及捍卫民族国家安全是信仰对话的基本内涵.由葛兰的信徒发起的葛兰运动是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代表,他们通过建立教育、传媒和商业网络搭建信仰对话的平台.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体现了伊斯兰教的时代适应性,以及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趋势,推进了宗教多元主义的历史建构.     

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

"博科圣地"的产生是尼日利亚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宗教、政治、经济等复杂形势的极端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具有必然性,因为在尼日利亚北部这一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浓厚的地区,社会下层除了伊斯兰教的资源可资利用之外,未找到其他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资源。日益崛起的萨拉菲主义使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制度和政治很难在当地落地生根。而外来的宗教极端思想迎合了国内下层民众抗争的需要,使"博科圣地"同时兼具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的性质,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也由此被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博科圣地"不仅给他人制造了悲剧,它所坚持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玷污了其所珍视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科圣地"本身也是一个悲剧。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在争取权益、进行社会抗争时,却选择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指导思想,走错了方向。     

论伊斯兰政治文化功能(上)

人类的宗教除其本位功能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功能.伊斯兰文化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各有其内涵,互不等同,它们分属于各自领域.伊斯兰政治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伊斯兰文化的范畴却远远大于政治.笔者论述的文化功能包括伊斯兰政治功能,立足于阐述政治文化与宗教的密切关系,早期政治民主与协商,教法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伊斯兰教中的政治功能源于其本质,它脱胎于伊斯兰教历史,并经历了纯粹的政教合一、哈里发权力与王权合一、政教分离等阶段.     

现代化语境中的权力重构——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统治,从形式上完成了政权的转移。然而与伊斯兰教有深刻历史联系的奥斯曼帝国传统势力并没有完全丧失经济基础,它在国家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犹存,因而凯末尔政权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表面上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而其实质在于排斥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主观目的在于重新整合国家与社会权力,进而牢固掌握政权,其客观后果则是实现了奥斯曼土耳其由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中的作用及影响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国家的一支特殊武装部队，它与伊朗伊斯兰政权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是伊朗神权统治的坚强支柱。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增强其军事力量的目的是巩固神权统治，干预政治，渗透经济，争夺外交发言权，监督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革命卫队在政权中作用的扩大给伊朗社会带来了一些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也为解决伊核问题增添了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