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你的基本权利是什么？——论律师职业权利的性质

“为权利而斗争”对于中国律师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为改变执业中的不公正境遇而进行自我维权。律师的职业权利是实现律师职能和维护律师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决定并标志着我国律师业发展的水平,是律师立法的核心内容。对于律师执业权利的立法保护的意义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其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得到律师提供的充分的法律帮助,并对法律的正确实施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而对律师职业权利性质的界定则是设定和维护律师职业权利的一项基础工作。本文试图结合律师的职业属性等问题,从不同侧面对律师职业权利的性质及其对律师立法的影响作出分析。     

法律福音

司法部：解决“三难”维护律师执业权益 司法部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要求,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司法部还将加强与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尽快出台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意见,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益,解决律师执业过程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问题。     

法治社会视野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若干问题探析

正律师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1"的专业化职业人群,律师行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文明化、法治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2。然而,我国的律师行业由于自身发展的问题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律师的执业     

敢于担当 追求卓越 引领行业发展

律师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律师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发展到近27万人;律师制度日臻完善,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律师法律法规体系和行业规范体系;律师工作成绩显著,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     

公益诉讼对法律援助制度缺陷的弥补

律师的作用，不单单在于为其当事人就特定案件提供法律服务，而在于通过运用其法律知识，能促进社会的普遍正义。《律师法》的第1条、第2条明确指出。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4条第2款也指出：“律师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可见，律师应是正义、法治、公德的侍者．而不能因为金钱等原因而蜕变为当事人的“服务生”。     

新《律师法》解读——法律修改要与社会发展同步

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改的《律师法》，该法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律师行业的一件喜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事业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修订后的《律师法》根据10年来律师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原《律师法》作了较大修改和完善，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它的颁布实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际步骤．是保障我国律师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更加自觉地积极投身于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进一步推进律师工作建设，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完善律师管理体制，提高律师工作水平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修订后的《律师法》适应新时期我国律师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对原《律师法》作了较大调整、补充和修改。新增、修订条款40余条．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个人有权开办律师事务所……一系列新增内容，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律师的执业权利将会得到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新规定将会推动律师业蓬勃发展。本刊组织有关专业人士对新《律师法》进行了解读，现辑录如下。     

律师的人身权利

律师的人身权利与律师履行职责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职业保障特征，是对律师执业风险的一种合理补偿。我国律师法和相关法律对此却规定得不够明确、全面，一些重要的权利甚至未予认可，使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人身权遭到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给律师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在考察国外律师制度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应赋予律师享有的人身权利做了论证。     

关于《律师法》修订的几个重要问题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是1996年通过的。自1997年实施以来，该法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该法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近几年，《律师法》存在的问题愈益显得突出，与新时期律师管理工作和律师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特殊历史使命

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随着法治建设之进步和法治观念的更新,律师法对律师地位之规定进一步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律师的地位影响着律师的使命,就律师之地位而言,律师是法律共同体成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和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律师的地位决定了律师肩负着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殊历史使命。     

中法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比较

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是律师制度的基石,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完善法律准入制度,其中包括律师执业准入制度.因此研究律师准入制度对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比我国和法国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指出我国现行律师执业准入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律师准入制度有所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