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之公众参与问题研究--兼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相关规定的施行

环境影响评价是当今世界各国为预防和减轻拟从事的开发行为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实施的一项环境法律制度。在该制度中 ,公众参与贯穿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全过程 ,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本文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 ,通过对美国、日本、中国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有关公众参与规定的比较 ,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介入时机、如何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公众参与条款的实施提出了立法意见和建议     

媒体过度介入司法之防范

自媒体时代,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深入推进为媒体介入司法提供了丰富的司法信息和多样化的介入平台,但媒体过度介入司法现象频繁发生。正视并正确处理司法与媒体的复杂关系,警惕并防范媒体过度介入司法给法律价值与制度建设带来的冲击,应当从提高司法应对媒体能力、推动媒体自律、保持司法与媒体的理性距离等方面加以规范。     

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作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之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的运行存在着很多缺陷,本文就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完善措施。     

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引入

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的基本含义是: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是西方国家较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它体现着对特殊犯罪人的人性关怀,追求程序正义的精神.尽管我国存在与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类似的做法,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尚未建立.当前,我国应当首先在少年司法领域建立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这也是新修订《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有鉴于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在理论与操作层面上的不足,本文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几点对改进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建议,从而力图使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更加健全和进一步向前发展。     

论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完善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有限的资源过度消耗,为了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各国都出台了切实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环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不完善,规定的内容还不具体,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的发展过程和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人才培养、公众参与、评价内容方面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中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比较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机制对该制度的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对公众参与的内容、程序等方面作了一些规定。而我国与美国在公众参与的具体规定中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主要通过对中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与机制进行比较,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     

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完善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制度之一,但该制度在操作上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特提出几点对改进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建议,以期使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更加健全和进一步向前发展。     

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在我国应该缓行

未成年人在国际社会是受专门制度保护的特殊群体,如刑事司法领域的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等。适当成年人的介入有利于引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更好地接受讯问;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推进程序顺利进行。该制度的建立需要充足的适当成年人储备、充裕的经费支持并需要与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配套运行。这些条件在现阶段的我国尚不具备,因此,我国目前并不适宜建立适当成年人制度。     

从圆明园铺膜事件看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已经实施了三十年,它对我国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从圆明园铺膜事件来审视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的现状,从中梳理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能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有所裨益.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关系之考量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因其自身技术手段应用的结果被理论与实践模糊与混用而衍生弊害,影响了"侦查的科学化"、制约了"审判的科学化",甚至阻碍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深化。对其模糊而混用的成因与流变进行追溯、考察发现,对它们在技术涉及的范围、可靠程度及其结果的功能上的差距,应当予以区分。在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过程中,除应对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在理论上作出初步界分外,还需要建立司法鉴定技术准入制度及淘汰制度、刑事技术鉴定向司法鉴定的转化机制以与之调适。     

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

统一司法考试有利于法律职业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世界各国都注重通过法律职业的建构来保证司法产品的高品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二元冲突体现在司法上 ,即是司法政党化、行政化和地方化。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力学 ,是司法独立的保障。     

经济体制变迁中的最高人民法院(1949-1978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不是进行具体的经济决策 ,而是以不同形式为政治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各机关关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 ,甚至审判与行政权力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从经济变迁来看 ,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最高人民法院过于集权化 ,进而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控制 ;而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关系需要从集权转向一定程度的分权 ,让各级法院都有一定的公共政策制定权力     

批复上所见的疑难案件裁判方法

批复系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以法律论证的角度来看,司法批复具有法律解释与替代裁判两种功能,因此可以之作为观察我国法院之疑难案件裁判方法的实证材料。在法律解释的层面,由于中西方司法体制与法律行文的差异,西方法学方法论上的一般解释理论在用来说明我国司法解释操作特别是再解释问题时未必适用。在法律论证的层面,特别是理由给出的层面,我国法院主要依据制定法、司法解释与行政政策作为法律论证理由,但是在理由的给出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具体化解释与正当性说明、同时过分地依赖审判委员会的集体人格权威来作为论证的主要理由。     

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新近征求全民意见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凸现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现行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对法定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界定应遵循婚后所得推定共有的准则,其法理依据是夫妻之间存在的协力关系。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之间就采用何种类型的夫妻财产制所订立的协议。夫妻财产制契约与一般财产契约不同,其直接产生夫妻财产法上的效力,即以双方当事人选定的财产制度替代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无论法定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共同财产制都存有一定缺陷。在我国夫妻财产制结构中增设非常财产制可以弥补共同财产制之不足。     

透过民国时期的法官与律师看司法腐败的生成——以江西地区为例

民国时期江西地区是一个富有多样性的司法实践场域,而司法制度变革成效有赖于法律职业群体的努力推进,其中以法官和律师的作用最为关键。由于狭隘的地域人际圈子,造成具有共同专业背景的法官与律师之间固结勾兑的利益联盟。而日益困窘的生活状况又加剧了司法人员权力寻租的恶习,加上司法人员岗位轮换频繁的体制影响,使得家祠化的司法机关成为任用私人和贪赃枉法的渊薮。备受社会舆论和当事人抨击的法官和律师,同时也频频受到体制内的检控惩戒,寄望于如此消极低效的法律职业群体来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前行,无异于痴人说梦。腐败不堪的江西地方司法预示着基层民众对法律信仰的彻底丧失,而这些旧法统的操持者注定要为旧法统和旧政权殉葬。     

Quarantined judicial expansion: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entrepreneurship of Chinese courts,procuratorates, and NGOs

Although judicial empower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worldwide, the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faces persistent obstacl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dependence, lack of political clout, and the repression of civil society. Through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ree cases of environmental legal entrepreneurship under China's new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IL) 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reevaluate the patterns and limits of judicial expans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It finds that Chinese judges, prosecutors, and NGOs have been able to leverage the PIL system and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substantially expand judicial oversight on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 state has established boundaries for such legal entrepreneurship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geographic reach, effectively confining them within political spheres considered unthreatening to the regime. Such quarantined judicial expansion shields relevant actors from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endency to suppress legal mobilization and thus may be a more viable form of judicial expansion in nondemocratic settings.     

Miscarriage of Chief Justice: Judicial Power and the Legal Complex in Pakistan under Musharra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uggle for judicial power in Pakistan under Pervez Musharraf focusing on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did pro-Musharraf regime judges expand judicial power, leading to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regime? Second, how did the bar and the bench mobilize in the struggle for judicial power? The author shows how, instead of blindly support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a period of economic growth, the Supreme Court expanded power by scrutinizing questionable urban development,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measures in a virtuous cycl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author also describes how a politics of reciprocity explain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lawyers as the bench protected the bar from regime penetration, and the bar protected the bench from regime backlash. The Pakistani case questions some of our assumptions abou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study invites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urts in developing judicial support structures and the role of lawyers in social movements.     

传统司法制度价值的一点反思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一项涉及诸多复杂问题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把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方面结合起来。在变革现有司法制度的时候,一方面要充分移植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和理念,同时不应忽视本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在当今的司法改革中有以下价值:认同、互补、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