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贩卖毒品罪基本理论问题的若干思考——兼与高艳东同志商榷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如何理解“贩卖毒品”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是指为销售而非法收购毒品或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第三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其实质是有偿转让,包括专卖与交换,不管是先买后卖,还是先卖后买,也不论是批发还是零售。以上观点为我们探讨贩卖毒品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但从总体上来看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以贩养吸”型毒品犯罪的性质与数量的认定

"以贩养吸"是指吸毒者通过贩卖少量毒品获得利润作为其吸毒经济来源的毒品犯罪类型。贩卖毒品的核心是出卖。"以贩养吸"人员运输毒品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能成立运输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从"以贩养吸"人员的住所、车辆等查获毒品,数量较大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原则上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以贩养吸"人员身边或者其住处查获的毒品与贩卖的毒品数量之和明显少于其购买的毒品数量的,对去向不明的毒品,应当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以就其被查获的毒品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便认同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所采取的事实推定方法,也应当严格限制适用范围,以免轻罪重判。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之罪名调整——以毒品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高居不下，这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相抵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迥异，因此，应对刑法典第34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分解，实行条文单一、罪名单一化立法，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不能对制造毒品罪配置死刑。同时，从运输毒品的性质来看，其不应当作为独立的罪名，而应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而，毒品犯罪的死刑在立法上得以严格而合理的限制。     

论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

毒品犯罪是关于毒品犯罪行为的总称。我国《禁毒决定》共规定十二种具体罪:(1)走私毒品罪,(2)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3)非法持有毒品罪,(4)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5)窝藏毒品罪,(6)窝藏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罪,(7)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罪,(8)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罪,(9)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

毒品种类的认定、毒品数量的计量标准与计算方法是讨论非法持有毒品犯罪的基础前提。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在整个刑法涉毒犯罪体系中是处于基础地位的中中间性罪名。这样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及其量刑,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避免公安机关查证困难,同时迫使涉毒当事人主动与公权力机构合作。而非法持有毒品罪本身的违法性认定来自《关于禁毒的决定》第3条,同时构成此罪的要素也极为客观：查证属实的毒品存在。持有人的身份与持有事实的确证。这种设计总体上合理,目前流行的有关此罪的若干著述的论断有失偏颇。     

论贩卖毒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

贩卖毒品罪应当以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购毒者作为既遂标准。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的,由于未进入贩卖毒品犯罪的着手实行阶段,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预备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在没有将毒品交付给对方的场合,即便贩毒者与购毒者之间已经达成了买卖协议,也不构成犯罪既遂。贩卖假毒品的,如果所贩卖的假毒品不含有任何毒品成分,或者只含有极低的毒品成分,未达到致使公众身体健康危险的程度,就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在"诱惑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场合,由于警方对毒品交易全程进行严密控制,即便贩毒者向购毒者交付了毒品,通常也不会对公众的身体健康产生实际侵害,因此原则上不能以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犯论处。     

毒品犯罪立法再研究

本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与世界毒品犯罪立法比较。在全面收集和研究国际禁毒条约与世界各国禁毒立法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对毒品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一是毒品犯罪的立法体例;二是毒品犯罪的刑事管辖;三是毒品犯罪的罪名结构;四是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五是毒品犯罪的刑罚处罚。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第二部分:中国新刑法典规定的新毒品罪研析。分别对非法买卖制毒原料、配剂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洗钱罪等四罪的概念、犯罪构成和刑罚处罚作分析研究。     

不知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定性——兼评司法解释关于贩卖假毒品之定性问题的非合理性

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当作毒品进行贩卖的,事实上不可能造成损害法益的结果,不具有实质违法性,属于不具有可罚性且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对象不能犯.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以假毒品冒充真毒品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贩卖的也不是刑法规定的毒品,按照罪刑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追究其刑事责任.     

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应当将毒品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就构成了相应的犯罪既遂形态; 毒品是否最终流向社会,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在主观方面,除了直接故意外,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毒品犯罪。在量刑时,涉案毒品数量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了协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刑法的冲突,建议将毒品累犯扩大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五种犯罪,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毒品犯罪累犯。     

非法持有犯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特有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以持有、携带、私藏等方式非法支配控制国家管制物品的行为；是法律明文规定根据行为人实际上非法支配控制国家法律禁止非法持有的管制物品的行为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客观基础的一类犯罪；其外延包括“持有罪”、“携带罪”、“私藏罪”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非法持有犯罪有六个具体罪名，它们是：三刑法第163条规定的私藏枪支弹药罪；2．《关于禁毒的决定》第4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3．《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的非法持有伪造的货币罪；4．嫩路法》第60条规定的非…     

盗窃毒品行为的刑法性质评析

毒品作为违禁品,不具有财物的属性,不属于盗窃罪的对象。盗窃毒品"情节严重",应当是定罪情节,而非量刑情节。明知是毒品而盗窃,又贩卖或者非法持有的,以贩卖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非明知是毒品而盗窃,属于对象认识错误的问题,以盗窃罪论。事后又贩卖或者非法持有的,按照吸收犯的处理原则,以贩卖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关于毒品犯罪立法完善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予以完善。一方面,应对相关罪名进行废、立或修改:(1)运输毒品罪应取消,对帮助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运输的行为人应以该罪的从犯论处;(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应增设为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分子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的行为方式;(3)应增设非法制造、运输制毒物品罪;(4)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之欺骗吸毒行为应归入强迫他人吸毒罪。另一方面,刑法第356条应取消,在刑法总则中增设毒品犯罪累犯。     

贩卖、运输毒品罪疑难问题解析

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以及复杂疑难程度在毒品犯罪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侦破贩卖、运输毒品案件最常用且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前者已经得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认可,对于利用其侦破的毒品买卖案件,按照毒品是否被侦查机关替换,可以区分为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和替代物的控制下交付,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以无毒物替代毒品由于对象不能则只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而对于利用后者侦破的毒品案件则需要区别对待,利用犯意型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可以作为侦破毒品案件的有效、正当措施。另外"以牟利为目的"不是贩卖毒品罪的必备要素,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志是毒品的交付,运输毒品根据运输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为走私、贩卖而运输"、"为转移而运输"、"为吸食而运输"三种形式,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     

关于毒品犯罪法律规定的研究

我国刑事法规对毒品犯罪的规定主要有:刑法第171条对制造、贩买、运输毒品罪的规定: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对走私毒品罪的规定等。随着毒品犯罪的日益加剧,原来的刑事法规的规定已不能很好地为打击毒品犯罪作斗争。所以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该决定内容较多,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量刑亦较过去的法律规定不同,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关于禁毒的决定》成了执法部门当前办理毒品案件的首要问题。本文拟就决定中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认定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毒品犯罪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罪名，对规定该罪之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助于有效打击包庇毒品犯罪分子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活动，但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存有的一些不明晰认识却又妨碍着其具体适用，故从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出发来分析其在司法认定与量刑方面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意义重大。     

贩卖毒品罪共犯疑难问题探析

贩卖毒品罪共犯中有三类情形较为特殊：一是如何定性介绍贩卖毒品行为；二是受他人雇佣陪同贩卖毒品的行为能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共犯；三是购买毒品者能否构成贩卖毒品罪之共犯。对此有必要结合刑法理论予以认真分析研究，以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     

试析毒品犯罪立法的局限与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毒品犯罪立法存在与刑法第 13条冲突 ,非法持有毒品罪构成犯罪的标准过高而法定型过低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过低 ,未将情节严重的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明知其用途或目的而非法种植、生产或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物、运输或销售与制毒有关的设备或材料的行为未规定为犯罪以及对从重处罚的毒品犯罪基数不完善等提出修改意见。     

毒品再犯问题再审视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毒品再犯的成立条件为:前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一,后罪包括所有的毒品犯罪;国外的判决也属于《刑法》第356条"被判过刑"的范畴;前后犯罪行为不需要时间上的限制;单位可以成为毒品再犯的犯罪主体。在毒品再犯和《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发生竞合时,应优先适用累犯条款;在毒品再犯与《刑法》第71条规定的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发生竞合时,应当先对毒品再犯进行从重处罚,然后根据"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进行量刑,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的规则。     

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有关刑事法律制定后 ,对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毒品犯罪手段、形式多样化的发展 ,现行立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规定及惩罚不够明确 ;2、对吸毒行为没有给予刑罚处罚 ;3、未对非法提供制毒设备的行为给予处罚……。建议 :从毒品犯罪罪名、犯罪情节、财产刑、对付洗钱行为和易制毒物品种类方面 ,加强禁毒刑事立法工作。     

贩卖、运输毒品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侦破贩卖、运输毒品案件最常用且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前者已经得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认可,对于利用其侦破的毒品买卖案件,按照毒品是否被侦查机关替换,可以区分为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和替代物的控制下交付,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以无毒物替代毒品则只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而对于利用后者侦破的毒品案件则需要区别对待,利用犯意型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可以作为侦破毒品案件的有效、正当措施。"以牟利为目的"不是贩卖毒品罪的必备要素,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志是毒品的交付,运输毒品根据运输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为走私、贩卖而运输"、"为转移而运输"、"为吸食而运输"三种形式,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