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上)

“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为聚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阐述了由权力分配主导的物质结构和友善—敌意模式主导的社会结构组成的区域安全结构,及其结构变化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多层次的动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多领域议题、“国家—非国家”多样性行为体和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的连续统一进程。本文以此为理论工具,在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次动力和安全区域化现实的基础上,描绘了东亚安全区域主义走出现存的“霸权”、“均势”和“联盟”等“弱安全机制”,经由以“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混合体为基础的真正的“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强安全机制”,最后至区域一体化推动的内生的“安全共同体”的可选择的发展道路。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     

非盟与非洲安全体系的构建

安全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非洲安全问题尤其引人注目。本文主要观点来自2004年12月在南非召开的一次专家会议。距今虽有一段时间,但此次会议所带来的一些观点仍具新意。特别是对于“非洲安全”的认识,跳出了传统安全观的“主权安全”框架,强调“人的安全”,拓宽了“安全”概念。同时,还论述了“非洲安全体系的构建”、“非盟的和平安全‘角色’问题”,发人思考,值得一读。现刊发如下。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 “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 “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     

“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运用中国智慧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安全观是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价值。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和合”是其正向价值取向的核心,共生、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特性。为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实现路径是“和合共建”,价值目标是“和合共享”。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框架设计,描绘的正是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以保障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重大安全成就与风险应对

“一带一路”是维护共建国家安全、破解沿线安全困境、推动区域和平发展的实践创新。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安全成就,即从理念、器物和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安全合作新模式,积极破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批驳西方对“一带一路”建设非安全问题的渲染,对区域安全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强化了共建国家的安全互信、抑制了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正在铲除战争、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滋生的社会土壤,有效维护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卫生安全、生态安全和数据安全。然而,共建“一带一路”依然面临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以及国际舆论的泛安全化渲染,导致单纯以发展来促进安全的成效相对滞后和减弱。为此,从以安全保发展的视角出发,共建国家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深化多层次、复合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国际舆论的正向引导机制,持续优化沿线安全环境。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安全的本质是“谁的安全”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学术界在安全研究的主体上出现了“国家的安全”和“人的安全”之争。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安全研究中的国家及其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安全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的比较,特别是对西方学者有关“人的安全”的分析,本文批判了将两者对立起来,矮化国家作为安全主体作用的倾向。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视野的范围、安全维护的手段和方式应有相应的扩大和调整。但是国家依旧是安全研究的重要主体和“参照物”,同时也是维护“人的安全”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述评

“一带一路”与维护国家安全是新时期中国的重要国家战略.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术界也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国内有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关智库、论坛纷纷成立,如“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一带一路”安全问题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安全是衡量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标尺,是中国和平发展之基,更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首要考虑问题.然而,在当前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动之下,安全威胁来源更趋复杂化,中国国家安全维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等安全理念,力求统筹安全与发展、国内与国际、自身与世界安全,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