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 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 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 隐藏着国家利益 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 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安全的本质是“谁的安全”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学术界在安全研究的主体上出现了“国家的安全”和“人的安全”之争。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安全研究中的国家及其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安全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的比较,特别是对西方学者有关“人的安全”的分析,本文批判了将两者对立起来,矮化国家作为安全主体作用的倾向。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视野的范围、安全维护的手段和方式应有相应的扩大和调整。但是国家依旧是安全研究的重要主体和“参照物”,同时也是维护“人的安全”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安全问题,是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 方法。在文化安全主体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多元的,非传统安全观特别关注的是个体的 文化安全与人类的文化安全;在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注重文化安全威胁 的外生因素,更注重文化安全威胁的内生因素;在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将 文化视为国家竞争的“软实力”,而且更强调合作共存,强调文化的真善美,强调文化在沟通不同文 化群体及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安全边界方面,非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动态思维而非静态思维来 看待文化的安全边界问题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aotic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former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withered while non-traditional ones sprouted.More recently a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bloom,concern spreads over whe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an be effective.Worse still,major Western countries' ze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has cooled,while they turn from being advocates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obstacles,making the future dimmer.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

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Re-conceptualizing State Responsibility: Human Security Protection, Confl icts and Governance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Human security will be threatened if one or more of these dimensional factors get twisted. Such threats, once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level, may trigger a confl ict. While some factors may have a low correlation with confl ict, some other factors may have a multiplying effect in triggering the confl ict. Further, confl ict may be triggered by a single factor or multiple factors. Poor governance may lead to escalation of confl ict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riggering effect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nfl icts is essential to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nflicts effectively. Concepts of human security, stat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and neo-interventionism have been developed in succession. Though the people-centered security framework draws global attention,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an optimal type of governanc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of human security protection should be rested on the government of a state.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remain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addressing human security issues.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

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