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及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崛起的中国已经从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向改革者、创新者转变。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它不仅在物质层面给参与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在观念层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体现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与国际社会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未来，中国还需要从增强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得到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采纳，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更加坚实的理念基础。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心要义与构建路径

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面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多重挑战。着眼于信息时代下的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新范式超越“零和博弈”旧模式，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须坚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以把网络空间建设成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安全、责任和利益共同体。     

三大全球倡议的普惠性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上的统一性。三大全球倡议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有助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中国携手联合国积极推进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全球合作，而且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内涵、时代价值与中国的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核安全治理赤字、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低碳转型需求以及核安全的战略定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原则。强化政治投入、国家责任、国际合作及核安全文化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坚持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努力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为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促进中东繁荣发展与持久和平

把握当前人类所处历史方位，应对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这关乎人类发展的前途。在全球性问题尖锐复杂、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东乃至世界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的根本出路。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成功举办为中东地区发展和稳定开创了新的机遇和前景。在中东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和人民自主探索其发展道路，而且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逐渐破解安全和发展困境，共同塑造一个繁荣、发展和稳定的新中东。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Shared Security: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 mankind faces a growing number of “common threats,” “common crisis awareness” has emerg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 have begun to realize the very nature of non-traditional threa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lobal village, and to demand responses to those threats in the form of “shared security.” Based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fi eld of peace studies, a constructivist “transitional form” of Western theories has taken shape. Various “independent form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have subsequently been created, and they all share the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of “constructed security.” The key to achieving “shared security” lies in how to deal with “heterogeneous” phenome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s security ideals and diplomatic style are uniqu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nese concepts such as “Bao He Tai He”(great harmony is preserved in union), “Wan Guo Xian Ning”(the myriad states all enjoy repose), “He Er Bu Tong”(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and “Tian Xia Da Tong” (unity of the entire world) all embody ric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the core values for “shared security.” Recent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ing discourse on “shared security” by proposing suc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 the “New Tian-Xia Doctrine,” “the Common Security of Human Beings,” “the Common Security of Multiactors,” and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a reexamin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s and argues that “shared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valid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very feasible in practice.     

印度与东盟军事与安全合作试析

印度与东盟的军事与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正在逐年增强。但由于印度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有限，印度与东盟军事、安全合作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东亚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合作应对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东亚地区民众的人身安全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东亚各国政府致力于加强合作,集体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     

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在防务与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美越双方从战略上日益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如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持续开展,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日趋机制化等。美越从昔日的军事对抗走向今日的军事合作,源于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化背景下两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主要动机及意图是通过相互借力削弱或制衡中国,并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美越安全防务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中国外交造成了挑战,它影响了中美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虽然美越军事合作暂时难以走向军事同盟,但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积极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周边安全战略,提升应对周边安全危机的能力。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eace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impact and lessons learned

Abstract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 missions have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number, functions and geographic spread since their inception in 2003. Despite their expansion in numbers and scope,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few systematic assessments of the contributions that CSDP missions make to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efforts have been undertaken to dat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at lacuna by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s CSDP missions have made in recent years to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in the Western Balkans. It explores whether CSDP missions in that region: make an intrinsic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in those countries or merely profit (or take credit) from the initial groundwork laid by United Nations (UN) and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missions; are adequately coordinated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between the EU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NATO; are sufficiently embedded or effectively linked to other EU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Stability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to the Western Balkans; and engender adequate elite or public support or ‘ownership’ in these countries.     

澜湄水资源安全与合作:流域发展导向的分析视角

进入21世纪,澜湄流域的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增加了各国用水需求,而各国对水资源的非协调性开发以及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极端天气频发,导致水安全问题凸显,流域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当前,澜湄流域水安全处于中等脆弱状态,但已建、在建和计划建设项目的累积影响将进一步加剧水资源脆弱性。为保障水安全,湄公河国家迫切期望加强彼此之间及与上游的中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磋商、协调和合作,其共同水安全需求从低到高可分为四个层次: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及水—粮食—能源协同安全。这四种安全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但在流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亦有不同侧重。澜湄水安全合作既要满足流域各国水安全需求,又不能脱离流域的整体发展,因此应正确把握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和深化:尽早建立风险防控协调机制,开展流域国家联合勘察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研究;2030年左右建立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合作机制;到21世纪中叶开展全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实现水—粮食—能源协同安全。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