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家户功能及中国经验——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

家户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社会具有家户底色,家户的底色决定和影响着国家治理。具有家户底色的中国与个人主义的欧美很不相同,家户承担了很多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功能。国家与家户在社会功能上有分工,也有合作。家户承担着最"私域部分"的社会功能,国家承担着最"公域部分"的社会功能,家户无法解决的社会功能就由国家承担。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下,家户的社会功能主要取决于家户的规模和家户的治理能力,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户的社会功能与家户规模、家户治理能力呈正向关系。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家户的社会功能则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和家户治理能力,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家户的社会功能与家户的治理能力呈正向关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呈反向关系。因此,国家要根据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家户的治理能力,及时调整家户和国家承担功能的份额和负担比重,合理处理家户的社会功能和国家的家户功能的关系。     

“家”与“户”:中国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社会基础——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

国家诞生于社会之中,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形成不同的国家治理结构。与西方国家基于"庄园制"的国家横向治理结构原型及其演化逻辑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表现为纵横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原型来自于本源性的"家户制",即"家"与"户"两个不同性质的单元合为一体,形成以"家"为基点的横向治理和以"户"为基点的纵向治理。同时,"家"与"户"之间既存在着合作,又面临着张力,共同塑造了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内在韧性。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依然是纵向的政府治理与横向的群众自治的结合,这种治理结构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应当重视家户制传统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内在关系,重识家户观念、重建家户秩序、重组家户个体、重拾家户责任,实现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由家到国、家国共责:“老有所养”的中国治理进程——基于大型农村实地调查的认识和启示

"老有所养"是人类理想的生活图景,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老有所养"与国家的成长、国家职能的变化和国家意志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不同国家的治理道路。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体系下,"老有所养"的功能主要由家户承担,并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共担、分担、均担、共养机制,积累了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国"老有所养"的厚实底色。当下中国,随着社会变迁,国家在"老有所养"的治理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包揽"老有所养"的所有职责。汲取传统经验,适应社会变化,以"家国共责"实现"老有所养"是更为有效的中国治理方案。     

家户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述评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底蕴,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资源,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家户制度",作为一种本源型传统,家户制度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发掘这种本源型资源的同时,国内许多学者对家户制度和乡村治理关系展开了探索,形成了许多阶段性成果,本文基于这些成果,对于家户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展开述评,将已有的家户制度和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归纳出四种类型:一是对作为乡村治理背景的家户制度研究;二是对乡村治理机制完善下的家户制度研究;三是对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下的家户制度研究;四是对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家户制度研究。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治理”探义

正近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先后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和封建制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治理,积累了丰富的治理思想,也留下了很多成功经验。总结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与经验,依然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笔者注意到学界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而无治理,或者说统治就是治理,治理就是统治,进而认为"治理"只是当代国家的产物,古代没有。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这里笔者仅从中国古代"治理"一词的含义入手,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体会。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系统的基础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细胞。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大力推进,社区越来越多地承载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在微观层面的兜底功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构成,其内涵也较传统的管理和服务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和转变。进入新时代,在基层党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合力效应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复合体系,并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个协调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起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从"三者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发挥了合力效应,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治官”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正高波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2期撰文指出,领导干部管理制度或者说"治官"制度是我国总体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若"治官"得力,则治国理政有序,党风政风肃然,党群干群和谐。治权是"治官"之本。特别是抽象的公共权力与领导干部、公共职位等     

“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总结

治水作为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中国的国家产生和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国家治水体系是双层治理体系:一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二是当事人的自我治理,主要是日常生产用水的治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稻作区,历史久远且范围广泛的稻作区治水事实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被既有的理论遮蔽。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发现,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不同,稻作区内用水当事人在小块水田经营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依赖性和共同性,不但形成了多层级多样式的自愿的联合,而且通过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水利自治,塑造了行之有效的"稻田治理模式"。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广大范围的稻田治理模式,因此成为政府主导治水的有益补充,与政府主导治水共同构成了中国双层治水体系,共同浇灌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双向国家治理结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产生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成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特征淡化了长久以来政党制度的"管理"倾向,凸显了"治理"特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商性和实践合作性等治理特征,使得多党合作的治理效能得以真正发挥,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合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复合体系,并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个协调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起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从"三者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发挥了合力效应,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     

百年大党的历史使命领导制度及治理能力——第二届“政党治理·申城论坛”综述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逻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政党治理,是中国取得各项奇迹的一个重要密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