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制约中国法治建设推进的主要原因。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需要转变传统的生存方式,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法治精神相一致的生存方式,以及在传统重德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法治精神。为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法哲学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建立法哲学。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当代法治建设的价值——以法与法律的二元哲学观为视角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理性区别社会应然法与国家制定法,通过不同于剥削阶级的人权自由观指导着中国当代立法向公平正义迈进,通过劳动异化观为我们进行反腐倡廉、从严治官提供理论支撑,其公开昭示的利益观则明确了社会习惯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习近平三维视野的传统文化观

中共“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以“中国梦”为实践指向的文化战略观。继承传统是它的显著特征,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时代精华,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和文化成就,从而形成了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三维文化观的传统文化观、法治文化观、治理文化观。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天人合一”和“主客相分”理论的哲学比较

中西文化相异的源头端在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 ,西方文化主张“主客相分”。本文对这两种理论本身 ,也即从哲学上对它们作比较。比较放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三元架构中进行     

法治建设的“中国元素”

当代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西方法的概念，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蕴有诸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其概念有更为鲜明的中国元素，也构成了中国元素法治探索与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总结并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经由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的辩证分析与合理扬弃，中国的法律体系日渐合理化、科学化；注重法治建设对民生保护、和谐社会的保障功能。     

《江泽民文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江泽民哲学思想是《江泽民文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它以方法论形态出现并表现在江泽民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之中。在哲学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江泽民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及人生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和谐观探析——兼与西方理论哲学的和谐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践哲学的和谐观.这种和谐观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哲学的理路,对和谐的内在意蕴作了深刻的阐释,认为和谐是一种建立在互动关系之上的动态的平衡和多元的包容.通过与囿于西方理论哲学框架中的和谐思想的比较,凸显了毛泽东实践哲学和谐观的学理价值和意义.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国的法治社会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法思想家,对整个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影响.他师承柏拉图,并在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树立了现实主义法哲学.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对整个西方哲学、伦理学、法学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下亦呈现了其国际化的魅力.梳理与探究其思想形成的因缘,可以为构建中国法治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法文化四阶段分析

中国社会法文化整体上包括四种形态,即刑法文化、民法文化、法哲学文化和宪法文化。它们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并依次发展,称其为中国法文化四阶段更能从时间上反映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民法文化向法哲学文化转化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现实任务,中国公众权利价值观的确立是法哲学文化阶段的根本目标。法哲学文化阶段现实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基本成就将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法文化阶段,宪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将标志着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到来!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毛泽东批判继承文化观的伟大理论创新

毛泽东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贯彻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批判继承,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文化理论,实现了文化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指导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从理论到方法贯彻批判继承的文化观;具体地批判继承、改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

中国社会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巨变以及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价之后，当代中国正在逐步走上法治的轨道，中国人也正在逐步地适应法律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于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正当化方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包括中国法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必须认真反思构成中国学术的知识脉络，因为这是当代中国人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法哲学作为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批判性与范导性的思想，应该起着引领性的作用，在当下，这种引领性作用表现在对当代中国法学思想进行深入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建构起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法哲学。所谓“新道统论”正是作者试图建构的一种法哲学。     

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指出西方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并考察了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是当今法治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当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场域中知识观的两种层次及其价值——基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启示及其展开

法理学研究存在着"语言转向"的趋势,即系统运用语言哲学的智识框架来进行法学研究,随之带来了法律知识的"语言化"。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哲学观,法律场域中存在着知识的"图像论"与"反本质主义观"的对立,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转向。这种知识观的对立与转向,深刻影响了法律知识结构与属性的研究。建设法治体系,实现法治文明,需要在中国语境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知识观的反思。     

一个崭新的维度——评《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文，把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入法哲学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法哲学研究“范式”与社会形态、经济时代、所有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公法与私法、权利与义务等因素有着广泛的对应与契合关系。法哲学研究“范式”大致应按照“义务本位范式”——“权利本位范式”——“自由本位范式”的逻辑开口走向发展。     

现代性的三大问题与法治的未来

进入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得到阐释和发扬，这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主体的人拥有了自由，同时也就放逐了权威和神圣，这一根本原因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特质--现代性。现代性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进步，一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人之德性的丧失”、“政治与法之正当性的丧失”、“人类之超越性的丧失”成为三大现代问题。现代性的一切问题最终要依靠某种特殊类型的法治来解决。对于这种未来的法治，中国哲学与法哲学必将有所贡献。     

回归“活法”:基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考

我们不仅需要秩序,更需要法治下的秩序,特别是到了社会深度转型时期.这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应对,更是对中国千年统制形态的反思.站在法律规范形成的过程与法前社会秩序形成的立场,重读“活法”,充分研究本土“活法”资源,以民族“活法”为基础,构建我们自己民族的法律体系应为法治建设之上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本质和革命特征,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必然运用这一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从而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获得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