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贫困:近20年来全球性、区域性以及阿根廷的动因

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贫困"的不同范围.先介绍欧洲、美国和拉美几个国家对新贫困的不同定义,而后把重点放在阿根廷,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01年危机期间,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所遭受的贫困化过程.     

拉美国家社会形势的近期演变

80年代以来 ,拉美地区失业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目前地区平均失业率超过 8% ,就业质量明显下降 ,表现为就业机会主要来自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因此 ,收入分配进一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 ,社会贫困化程度加剧。拉美社会贫困问题由以往主要是一种农村现象转化为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拉美社会形势恶化有多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及经济调整引起的高通货膨胀 ;90年代中期起国际金融动荡引起的经济滑坡 ;某些经济改革措施产生的负面效应 ,等等。近 2 0年来 ,拉美国家在如何处理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着两种学派 :新自由主义学派和新结构主义学派。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问题。     

拉美的“过度不平等”及其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最高收入阶层同其他收入阶层之间的"过度不平等"是拉美收入分配结构的典型特征。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拉美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接着从再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公共支出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等视角重点考察了1980～2002年拉美国家收入"过度不平等"的政策性根源。基于上述分析,中产阶级的成长诚然要靠个人的力争上游,但同时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保护和培育。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要重视通过社会政策降低收入不平等、增强社会流动性和扩大中产阶级,以建立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     

国外拉美社会问题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拉美地区在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经历了“失去的10年”,自90年代实行调整和体制改革后经济恢复增长,但社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国外学术界在研究拉美经济改革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并就此发表了大量著作和论文。现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对国外拉美社会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一　关于拉美贫困和　　收入分配的状况　　关于拉美地区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演变,国外学者大致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1970～1981年间,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其表现形式是基尼系数减少将近0.05,从1970年的0.58减少到1982年…     

金融危机对社会领域的冲击——拉美国家的经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备受金融危机的困扰.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每次金融危机爆发后.通常都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和社会问题的急剧恶化,具体体现在真实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贫困问题恶化、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发展指标下滑等方面,但是各次危机对社会领域的冲击程度差异十分明显.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给其国内社会问题造成了严重影响,各项社会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虽然收入分化状况有所缓和(基尼系数下降),但这种缓和却是在各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使积累多年的社会问题和各项社会发展指标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劳动力工资的购买力急剧下降,贫困人口大规模增加的问题突出.     

东南亚中间阶层的形成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方式各不相同,与该社会所有的生产函数、生产要素赋存状况以及贸易形态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改变国民经济中的消费形态,例如在经济增长初期,不能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阶层通过其收入的增加便可以购买那些商品等。我们可以广泛地观察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从两极分化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产生了可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新阶层。这种阶层被称为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等阶层、新富等,不仅在经济上具有特色,而且在政治上也能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阶层。本文拟从经济角度就东南亚各国被称为中间阶层的阶层形成状况加以考察。     

新千年智利反贫困政策

本文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考察了智利在新千年消除贫困的实践,重点介绍了"智利团结社会保护体系"减贫项目的产生背景和过程,将其实践的主要特征归纳三个方面:政治正确、政策理论创新和执行中的三个一体化举措。智利历届政府消除贫困的国家意志取得了显著进展,实际中所产生的效果也相对明显。在过去近20时间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上升,智利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极端贫困人口和中等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出现下降。尽管如此,目前智利在该领域依然面临多个方面的挑战。首先,自2015年以来智利贫困水平基本陷入了统计上的停滞阶段,如何制定更加有效的减贫政策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其次,在消除贫困过程中,农村地区以及城市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最后,在消减贫困过程中,收入分配领域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改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劳动力就业及其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外向一内向一外向"三种"钟摆式"的发展模式,因而拉美国家的劳动力就业也呈阶段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劳动力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就业具有不同的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吸纳;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导致就业恶化;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拉美劳动力就业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大规模、无序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拉美的"超前"城市化;具有反周期特征的非正规就业成为提供新增就业的主体;经济全面开放带来的贸易增长和就业变化掩盖了国家间和部门间的差异性.拉美国家在就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就业政策选择的启示是:就业增长在长期内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而非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之间的矛盾;充分利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契机认真研究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途径.     

越南和孟加拉国益贫式增长的实践比较与启示

益贫式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它关注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福利变动。越南和孟加拉国家体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差异很大,但是都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益贫式增长。越南和孟加拉国的益贫式增长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减贫过程中,应实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的政策,通过大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以改善市场准入,降低交易成本,采取激励措施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危机的能力等措施促使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实现快速的贫困下降。     

秘鲁贫困状况变化特点及原因分析(2001～2010年)

2l世纪头10年秘鲁贫困标准持续上升,贫困率不断下降,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这主要得益于秘鲁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及卓有成效的扶贫发展政策。这10年间,秘鲁宏观经济稳定,GDP增速在拉美国家中位居前列,家庭收入和支出均显著增长。秘鲁利用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扩大了社会保障支出,设计并实施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发展型减贫计划,使其有能力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秘鲁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就,但城乡以及种族间存在巨大差异,贫困问题日益集中在农村和土著人群中,因此在未来的减贫政策方面,秘鲁应侧重平衡地区发展,实现机会的平等,提升贫困人口生存能力,从而消除贫困的根源。     

制度、政策与收入分配——拉美收入分配问题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扰一些拉美国家的重要问题.由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政治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成为影响拉美地区社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拉美地区如此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来已久.在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诸多制度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当属生产要素占有制度.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最初产生,即与该地区历史上由大地产制造成的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存在密切关系.对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同阶层政治地位的差异.拉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地区间的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导致如今拉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重要原因.集聚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使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得到较快增长,但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却明显加剧.第一,工业集聚在形成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农村地区却被进一步边缘化.第二,即使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同样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第三,没有收入再分配的工业化.在经历80年代"失去的lO年"之后.尚未摆脱债务危机阴影的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由此也引起了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有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反民众主义倾向.继大地产制之后,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了拉美历史上第二次对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重新分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改变了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彻底改变了经济的运行方式.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对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就业、税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产价格等产生影响.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处于深刻全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中,尽管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但中国和拉美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客观因素并无差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可从拉美国家在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的教训中得到一些启示:一是必须高度重视生产要素占有的公平;二是发展和改革模式至关重要;三是政府必须干预收入分配.     

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

两次选举后的俄罗斯呈现出四类危机的诸多征候.民众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危机,而这与国家发展危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追根溯源,在民众信任危机、中产阶级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诸多征候的背后,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出现危机的征兆.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即普京所言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即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依据普京总统竞选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结合其履新以来的政策运作,参照政治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和普京每每在遭遇危机时主动求变的现实,新普京时代或将在稳定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治理选择.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就业结构改组

序言提出以消除社会贫困和改组社会结构为两大目标的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与马来西亚第二个五年计划(1971—75年)是同时起步的,现在已经接近于“新经济政策”的终期期限(1990年)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为:(1)缩小与扭转原住民与其他种族之间的收入不均衡;(2)改组就业结构;(3)改组种族间的资本所有权占有结构;(4)扶植发展原住民企业。其中,改组就业结构指促进主要就业予以农业部门为中心的低生产率经济部门的马来人社会参与到商业、工业等比较近代化的经济活动中去,其目的在于通过马来人就业部门的转移来提高原住民(马来人)的收入水平,缩小和消除种     

巴西收入分配问题与相关政策评析

本文对巴西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近些年得到改善的原因做了系统分析,并对促使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下降的相关政策做了重点梳理和评价。研究发现,巴西收入分配不公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例如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和对基础教育的长期忽视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对此作出了"部分"回应,才有了此后收入分配的改善。然而,现有政策没有触及精英阶层及其附属群体不合理的经济和福利特权,因此这种分配不公的改善只具有"边际"意义,而且这种趋势能否持续还存在着巨大挑战。     

印度当代中产阶级的发展及其作用

20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经济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具有自由文化消费特征的中产阶级群体便开始出现。1991年拉奥的经济改革使得自由化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印度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一时期中产阶级成员构成主要是小工商业者（制造商和贸易商）、中农、企业家阶级、一大部分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各类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部分政治精英分子。     

拉美工会运动的现状及中国工会对拉美工会的工作

拉美工会在拉美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民主化进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情况下 ,拉美工人和工会面临着失业和贫困加剧、工会权利受到削弱和工会自身危机的严峻挑战。为维护劳动者权益、增强工会的影响 ,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二是争取参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 ;三是做好工会的组织工作 ;四是加强各派工会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五是发展与国内各种社会活动的联系     

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社会贫富分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1950～2000年的50年间,拉美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收入分配长期不公.尽管前30年间拉美经济处于持续、较高的增长阶段,但却未能防止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其关键因素是收入分配不公.作者以1970年前后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10国为例,充分说明了收入分配不公的严重程度.从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拉美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大致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社会贫困现象总体上呈不断加剧的趋势,但其间经历过两次起伏,这两次起伏都同当时经济增长状况密切相关;二是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困现象出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三是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作者认为,拉美国家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的形成,除了某些历史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原因"重增长、轻分配"思想的影响,忽视必要的社会变革,对解决就业问题重视不够,国民经济长时间内的非正常增长,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等.     

加减之间 中国经济亮点纷呈

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步入全方位多层次新常态,一些折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数据悄然发生了改变,加减之间,不乏新的亮点。GDP增速下降了,就业人数却增加了7.4%,这是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的答卷。很多人担忧,在经济增长从高速蜕变为中高速的新常态下,就业人数会不会随之下降？老百姓的收入会不会随之下降？具有说服力的就业和收入数据甫一亮相,便消解了人们的担忧。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CSSCI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