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CSSCI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论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地域冲突问题

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 ,地域冲突问题呈现出恶化的趋势 ,阻碍了民主化的推进。韩国的地域冲突问题由来已久 ,根本原因是歧视性发展政策造成了地区差别。民主化进程中此问题的恶化 ,既是根深蒂固的地区感情对立借助民主化大环境进行“大释放” ,也是民主化初期民主体制尚未成熟造成的。只有消除地区差别 ,建立健全的民主体制 ,才能彻底解决地域冲突问题。     

对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初步分析

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局势失控、社会动荡以及民众和某些社会阶层对国家体制有组织的反抗。有许多因素可以引起社会冲突,但最根本的社会冲突是由社会不平等、由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传统财产占有制度孕育了拉美国家早期的社会冲突,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政策的体制设计缺陷削弱了其缓和社会矛盾的能力。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有潜在的和间接的,也有公开和直接的。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出现过4次高潮。社会冲突损害了拉美国家的总体形象和投资环境,危及民主政治的发展,动摇了民众对经济改革的信心,损害了国家的竞争力基础。     

对委内瑞拉可治理性危机的分析

委内瑞拉在1958年建立民主体制之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经济模式转型以来,委内瑞拉面对着一场可治理性危机,其表现为民选政府愈来愈难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示威和严重的暴力冲突频频发生;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加剧;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分裂乃至对立,严重限制了政府的执政能力;猖獗的腐败现象损害了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多起未遂军事政变的发生对民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委内瑞拉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民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足,政策措施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两大传统政党的衰落和政党体制的破碎化削弱了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和功能作用.为了应对可治理性危机,委内瑞拉政党和政治体制都需要进行自我改革,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反腐机制.     

人的安全保护与民主转型 ——基于阿富汗战争的考察

一些国家在由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各种暴力与冲突。由于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政府的信誉与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从而损害了民主转型的前景。阿富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特别是2009年的总统大选表明，恶劣的安全状况已经影响到民主的运作和信誉，这体现了一个困扰许多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困境：没有人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民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一种失序、动荡的过渡期中反复纠缠，民众的不安全与无效的政府成为一对相互催生的恶瘤。西方的武力干预容易推翻一个旧政权却很难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其造成的权力真空加剧了人的安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紧张。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但民主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安全基础上去构建，无视人的安全去追求民主，可能反过来有损于真正的民主进程。人的安全视角表明：安全在价值序位上是高于民主的，也是民主生成的前提性条件；有一个能够保证人的安全的有效政府，是国家顺利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     

阿根廷政党治理危机及其原因探析

1983年结束独裁统治后的阿根廷重新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政党再度成为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主体。但民主宪政的回归并没有相应地促成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先后上台执政的激进党和正义党均不同程度地陷入治理危机的泥潭。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阿根廷两大传统政党内部的治理缺陷(如政党的运动主义倾向、独立性差、缺乏党内共识、支持基础薄弱、联邦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等等)。内部治理的失败使阿根廷政党没有真正发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媒介作用,丧失了政党的基本职能——表达民众的利益,其结果迫使民众常常诉诸于体制外的社会动员或街头抗议等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造成社会政治动荡频发。     

俄罗斯缺乏"公民"的公民社会:从非政府组织向度

新俄罗斯诞生10多年来,随着俄罗斯民主宪政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相关保障公民和独立社团自由、权利的法律的出台,各种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俄罗斯公民社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普京上台后,逐渐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并采取各种措施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但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视角考察,俄罗斯公民社会仍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或"不成熟的"、缺乏"公民"参与的公民社会.     

东北亚区域环境问题的制度探源与解决对策

东北亚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并向区域化乃至全球化扩展。就其根源来看 ,除了政府与市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失灵以及不发达等带有普遍性的因素外 ,特定的东亚模式也是重要的原因所在 ,以重化学工业为起点的产业发展战略和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导致政府环境政策的严重滞后 ,而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又使政府的环境政策缺乏监督。另外 ,非法的污染转移也是导致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环境日益恶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缅甸民主转型的进展与挑战

正缅甸自2011年开始推进新一轮民主转型,迄今已三年有余,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引发世界瞩目,并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但缅甸转型在高歌猛进的同时,面临民主体制不顺、权力多元,社会整体缺乏民主素养与实践,经济落后导致民主转型缺乏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民主参与主体,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不断等诸多挑战。民主既不能在缅甸一蹴而就地完美建立和运行,也不能即刻解决缅甸所有难题。2015年底的大     

独立以来50年阿根廷土地政策的变动

大地产制是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既是历史问题,也是造成当代拉美社会极端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阿根廷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边缘地区也不例外,也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土地被西班牙王室视为军事、政治和工具。独立后,特别是代表中央统一派的里瓦达维亚执政后,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使阿根廷走上现代化之路,颁布了《租地法》。然而,里瓦达维亚的土地政策并未获得预期效果,反而招致各种势力的反对。罗萨斯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使阿根廷的土地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逐步削弱了出租国有土地的制度,使之最终名存实亡,而且导致土地价格的迅速暴涨,恶化了阿根廷自西班牙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土地集中现象,使大地产制得以巩固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成为阻碍阿根廷现代化发展的痼疾。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挑战与应对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以整合地区战略力量、遏制中国崛起为目标的"印太战略"一定程度上已实心化和常态化。美国在安全层面正在加紧打造"亚太版北约";经济层面加速拼凑排斥中国的全球经贸体系;外交层面企图构筑联合制衡中国的"民主国家同盟"。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这些举措恶化了中国-东盟合作的安全环境;将抬高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成本;有可能削弱中国-东盟的信任基础。东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主要受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南海问题等因素影响。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可考虑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力度、加快推动落实RCEP、助力东盟维护其中心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多边化。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CSSCI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二战后阿根廷经济独立道路与美国的对策

二战结束后,阿根廷总统庇隆在本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经济独立"的思想,力图摆脱阿根廷对初级产品出口贸易的依赖和大国的控制。然而,随着美苏之间"冷战"的爆发,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采用各种手段控制阿根廷着力发展工业的"一五计划",遏制阿根廷民族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环境下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外部环境是不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阿根廷"断路者"现象:根源及其政治影响

自1997年起,阿根廷部分失业者开始以切断公路的方式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社会救助.随着经济的不断恶化,"断路者"运动愈演愈烈,并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和准政治力量.围绕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断路者"内部分歧严重,分裂为"温和"与"强硬"两大派别,斗争激烈.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工会力量下降、长期执政的正义党的自身缺陷和政治失误是"断路者"现象产生的根源.基什内尔政府采取了适度控制、避免矛盾激化的策略,利用国民经济逐步好转、民意支持居高的契机,试图从根源上逐步解决这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取得一定成效.     

南亚民族问题的类型、成因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长期以来,民族问题、教派冲突等困扰着南亚国家发展。依民族问题类型来看,南亚民族问题主要可划分为教派冲突型、民族分离型、移民型、跨界民族型。南亚民族问题"痼疾"难除与宗教历史因素、主导型民族政策失当、经济发展失衡、外部势力的影响等密切相关。南亚毗邻中国西部,其民族和教派冲突直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首先,民族、宗教矛盾所引发的南亚国家力量对抗,必然会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其次,南亚民族问题的"外溢"将影响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稳定。最后,部分外部势力还希冀利用南亚民族问题延缓、平衡中国崛起。     

阿根廷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践的启示

一　危机与反思2 0 0 1年年底阿根廷发生的危机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 1 998年下半年 ,受东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 ,阿根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借贷条件显著恶化 ,筹资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严重恶化了阿根廷经济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本币升值造成相对价格扭曲 ,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 ;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加重 ;消费和生产指数持续下降 ;税收萎缩 ,财政收支状况恶化 ,公共债务剧增 ,偿债能力严重削弱 ,经济陷入衰退。而紧缩性调整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1 999～ 2 0 0 1年 ,经济下降幅度分别为 3.4%、0 .8%和 4.5 %。2 0 0 1年 1 1月…     

拉美民主的现状与未来——从权力结构的视角看拉美民主

拉美民主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迥然不同的回答。从拉美民主的现状来看,政治文化中非民主的成分仍然很大,公民社会发育不健全,公共机构腐败严重、运转不灵,选举缺乏实质意义,政党丧失社会信任,政策导向具有严重的倾向性,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很不确定,权力高度集中于新兴的经济精英手中,权力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拉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拉美的民主尚可保持稳定。一旦经济形势逆转,拉美的民主体制便岌岌可危。     

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的症结何在?

自 1 998年起 ,阿根廷经济连续 3年衰退。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固定汇率制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 ;沉重的债务负担引发的偿债危机造成金融动荡 ;经济结构脆弱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差 ;政局动荡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围绕“零财政赤字”计划进行的调整 ,造成经济进一步紧缩 ,形势急剧恶化。     

阿根廷的可治理性危机分析

整个20世纪,特别是1983年民主转型以来,阿根廷多在政治不稳和经济乏力之间摇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迟滞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从而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以致阿根廷多次出现可治理性危机。危机的总根源可以归咎于"制度脆弱性",具体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历史传承形成的路径依赖、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以及政党职能异化导致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而激起的大众抗议。2001年危机无疑是阿根廷问题的总爆发,使阿根廷的政治精英意识到必须注重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部门的差别化利益,努力通过扩大公民社会参与政治决策来谋求发展共识的新道路。"阿根廷对话"正是探索这种新道路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