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论杨朱与当代中国人权建设

道家学者杨朱主张“贵己”、“为我”,他充分肯定了人存在于自然中的价值,并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尊重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法律中并未得以体现和发展。但社会的进步证明了这个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通过与西方法治学说作比较分析,得出了杨朱的人学与西方法治学说中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西方的法治进程并因这种观念的影响而被推动发展。而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正是缺失了这种权利观念,才出现了与西方法治发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杨朱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今天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核心———人权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治公信力的建构及其价值

法治中国能在根本上保证实现“中国梦”的凝聚力.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系统结构涵盖法律权威、信号传递与信任机制三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法治方式可分立法方式、执法方式和司法方式,法治方式的优化有助于法治公信力的提升.法治公信力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死刑价值认识

不同的死刑价值观 ,往往会导致不同的死刑立法、司法及理论构造选择。迷信死刑者主张“治乱世用重典” ,认为死刑的威慑力足以以暴制暴、以毒攻毒 ;人权主义者则对死刑提出种种诘责 ,认为死刑是不必要的 ,只会宣扬与鼓励暴力 ,甚至是一种社会公共谋杀。对两种死刑价值认识进行综合评述之后 ,作者认为 ,对死刑的价值评判应基于一国具体的国情 ,中国的“保留死刑 ,少杀慎杀”死刑政策是对死刑价值进行理性认识之后正确的、必然的抉择。     

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种“人治”的社会模式，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法”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本文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从三方面来谈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理论的学习与思考

一、依法治国论。“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人治”。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个最好时期。1957年下半年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问里，忽视“法治”，推崇“人治”，把“法治”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导致了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和惨痛教训。     

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价值追求

“法须是良法”,否则就不会有文明的法治.传统的“法治”文化要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法治文明,必须首先改变其价值追求,从根本上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价值追求,实质上应该是:集中人类以往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优秀文明成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创造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     

论法家思想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法治进程。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国现在所要求的法治存在差异,但是批判继承和合理吸收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传统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是世界最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君臣共操，刑无等级，以刑去刑，构成了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治” 国家，传统法治思想的主要局限是缺少“民主的法制化”理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治民工具。     

中国传统德治的实质及其启示

传统的治国理念以等级制度为基础 ,德治的实质是“辅之于法的人治”。虽然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儒家青睐德治 ,法家崇尚法治 ,但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 ,往往是“阳儒阴法” ,儒法互补的。法治经过现代转换 ,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社会主义的“德治”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为基础 ,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含义。要从根本上杜绝“人治” ,就必须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等而言的治理方式,“简言之,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不因为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则而朝令夕改,不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忽兴忽废。这是法治与人治最大的区别”。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法治”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之所以高扬法治精神,是因为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撑。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并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国传统的“人治”观念、“左倾”思想，以及西方的“三权分立”法治理念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需加以批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坚持依法行政，坚持司法公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培育发达的法律文化。     

二十一世纪依法治国面临的五大难题

依法治国之方略，提起于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这一口号的提出，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之形态，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状况，虽然显得迟滞一些，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它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性课题。因此，该课题一经提出，无论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一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惊喜——法学界由此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讨论之热烈可谓空前；实践上也由此迈开了法治的坚实步伐，类似“依法治省”等文件和措施纷纷出台，决心之大可谓史无前例。这种空前热烈的场面对于刺激人们的“法治热情”，培育人们的“法治信仰”…     

再论法治的价值

主流观点认为,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与自由。这是一个可以质疑的观点。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法治的价值主要被理解为救亡与治乱;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法治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一样的。要全面地理解法治的价值,有必要把法治的价值分为两个层面：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     

王夫之从严治史主张辩析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伟大启蒙思想家。针对历代王朝奉为圭臬的“宽猛相济”的治民原则，提出了鲜明而独到的从严治史主张。这在中国行政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大贡献。本文对王夫之的这一主张从先严上官、重法倡廉、注重选贤养士三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辨析。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