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chremsⅡ案”时期欧盟数据跨境流动法律监管的演进及我国的因应

“SchremsⅡ案”对以隐私权和数据保护为核心构建的欧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它要求无论使用何种数据跨境流动工具,都必须确保第三国能够提供与欧盟同等的保护水平。在该案的影响下,《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保障措施的适用愈发严苛,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在数据保护领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数据跨境流动欧盟法规则与国际贸易法的不兼容问题日益凸显。欧盟虽然结合SchremsⅡ案的判决完善了对数据跨境的法律监管,但依然没有减少外界对其监管合理性的质疑。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存在着配套立法不健全、规则可操作性差、多元价值失衡、缺乏内外联动的“中国方案”等问题。对此,应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加强中欧国际合作,共同引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欧盟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探究

本文对欧盟数据保护的法律渊源和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欧盟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法律原则和不同实践形式，提出了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的设计原则。     

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新发展与中国因应

从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到欧盟委员会新近对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作出充分性决定,欧美间的数据博弈既反映了欧盟“权利本位”与美国“市场本位”的价值取向之争,又体现了欧盟利用“布鲁塞尔效应”扩大其监管力的基本策略。标准合同条款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也在新一轮数据博弈中对相关规则进行了更新。欧盟关于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调整在给中国企业的数据跨境传输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为中国数据保护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规则变革的浪潮下,中国应当倡导融合性价值取向,对内完善自身的数据跨境传输制度,对外加强数据传输的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数据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央行数字货币制度演进的国际法关照

数字货币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标志，经历了比特币、数字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阶段。CBDC的研发遵循传统货币基础和功能结构，但是采纳了批发型和零售型不同做法，反映了金融发达体与新兴金融经济体不同的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CBDC带来的国际货币多元化冲击货币主权制度，推动国际支付体系扁平化，形塑国际货币竞争新格局，助力国际货币“三足鼎立”。CBDC仍然面临着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法律保障、国际标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法协同、CBDC跨境使用风险法律防范等问题。推进数字人民币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统筹建设，加强CBDC基础设施与货币互换网络布局，以技术创新带动监管模式升级。在国际法层面，也要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基础和核心的跨境支付体系，加强数字货币技术和规则构建的国际协同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全球数字货币篮，并纳入国际货币体系。     

论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相互承认原则

相互承认是欧盟金融服务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涵义是指各成员国共同作出承诺,以监管标准的最低限度协调为基础相互认可对方成员国的金融监管规则,对跨境金融服务开放本国市场并适用母国的监管规则,相应的监管责任也由母国予以承担。其基本精神是消除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促进管制竞争,从而自发地形成最优的监管标准。相互承认原则的确立与欧共体金融业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普遍推行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成功运用的结果。就制度设计而言,相互承认原则具有不完整性;就实施效果而言,其在促进管制竞争、实现服务自由方面的价值目前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论数据使用保护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商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据获得法律保护是数据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对数据使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保护“数据”的各种外在呈现形式,尤其是数据集合。数据经营者对数据经济的贡献、数据主权和数字人权带来的现实障碍提出了迫切要求。以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国家对数据使用保护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制度研究提供了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欧盟对数据使用提供了现实保护,但是现有国际法律制度无法对大量存在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提供充分保护。其原因包括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受到更多关注、国际法碎片化发展趋势等。对此,应在数据相关制度和实践中坚持促进数据使用为指导原则;在TRIPs体系内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制度,该制度在保护数据集合专有权的同时应注重平衡个人数据保护、数据主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现状,中国应在著作权法体系下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有限排他权,并完善相关立法和实施以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云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

<正>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云数据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当下“云端”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涵盖跨境数据流动。对云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是“云端”安全防护的题中应有之义。跨境数据安全随着企业数据跨境传输、访问、使用频次和容量大幅上升，跨境数据流动的风险越来越大。据《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合规白皮书（2023）》，当前企业在跨境数据流动上面临多重挑战：一是跨境数据流动面临流出国与流入国之间在数据保护、数据监管等方面的法律冲突；二是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企业须识别跨境数据在境内、     

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的法律标准与规则重塑

大数据时代,匿名化规范既是个人信息保护中风险预防的手段,也是我国数据经济发展中数字流通的法律基础,但匿名化的法律标准在我国法律中还有待明确。欧盟已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提出明确的匿名化标准,但该条例基于流程设置的标准适用于欧盟境内尚可,适用于我国或显得过于严苛,有碍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法律标准与规则的重塑应当考虑环境、再识别风险,建议进行功能性匿名化。将比例原则应用到我国匿名化法律标准和规则的重塑之中,并将其引入到评估匿名信息接收者的风险等级,有助于降低个人信息被再识别的风险亦有利于匿名化的法律标准制定和规则构建。     

语音数据法律风险防范的本土制度构建

伴随着智能语音助手的广泛运用,语音数据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显现,必须在语音数据独特性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语音”这一特殊的数字资源。单纯地借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统一立法模式或者是美国目前的领域立法模式,均无法适应我国的数据治理现状。语音数据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其有可能触发的风险与规制都需要予以特别关注。语音的交互性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条件,语音数据的画像性使得其所包含的个人信息更为多元,而语言的使用又让语音数据展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和族群性特征。在我国强调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大背景下,可以从法律规则和监管规则上进行创新,以市场自律的方式建立最佳实践准则,同时以中国标准指导具体路径的实施,守护好我国的数字主权。     

论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母国控制原则

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是指跨境金融服务应主要遵循母国的监管规则,相应的监管责任也主要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母国控制原则不能适用于未经金融服务指令协调的领域。相互承认原则是母国控制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母国控制原则又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一原则的形成与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广泛推行的必然结果。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尚不明确,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了消除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推动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欧盟金融服务立法应向协调行为规则、进一步明确划分监管责任并扩大母国控制范围的方向发展。     

论欧盟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新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对影子银行的发展深感担忧。货币市场基金作为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适用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国内监管规则。随着欧盟内部市场的发展,欧盟货币市场基金的跨境投资与交易数量激增。因此欧盟将货币市场基金的统一监管提上议事日程。应欧洲议会的要求,欧盟分析与研究后,于2013年9月4日正式对外公布了《货币市场基金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和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制定,是欧盟为建设金融市场统一监管体系所努力的一部分。《货币市场基金条例草案》在欧盟现有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对欧盟货币市场基金的营业核准、基金内部评级规则、信息披露义务、投资多样性与集中性原则设定了统一的监管标准。此外,《货币市场基金条例草案》首次在欧盟境内引入浮动净资产价值货币市场基金的概念,以及类似准备金制度的净资产价值缓冲机制,提高了传统固定净资产价值货币市场基金的准入门槛。当下的中国,其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迅速,已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因此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正在研究如何完善货币市场基金监管规则。目前,有欧盟的《货币市场基金条例草案》在先,那么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从欧盟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引导中国货币市场基金良性健康发展。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及我国的对策

数据是数字化时代关键的国家战略资源,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在大数据背景下,欧盟出台了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出台了旨在数据自由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上述规则中的“长臂管辖”条款在全球颇具特色且备受争议。欧美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中的“长臂管辖”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商业利益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必须秉持主权平等与自主发展原则和合作与共治原则,以坚定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安全性为前提,健全相应法规保障制度,并出台个人数据跨国流通行业自律标准指南,积极参与个人数据跨国流通的全球规范制订。     

欧盟金融监管改革对监管团制度的推进

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欧盟对监管团予以新的关注,将其作为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欧盟境内的所有主要跨境金融机构都被要求建立由母国及东道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监管团。欧盟在监管团方面已经取得的操作实践经验,为我国探索有效且实用的监管团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的经验与未来——“法律趋同化理论”的当代实践

当代欧盟国际私法对法律趋同化理论的实践依托于两大基石：一是从成员国中心主义的条约模式，转变为共同体中心主义的超国家立法模式，二是独立释法的超国家司法机构。作为直接趋同方式的典型，布鲁塞尔体系以相互信任原则为中心推动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罗马条例体系则凭借统一冲突法方式寻求法律适用确定性的目标，两者相得益彰并逐渐迈向合流。英国脱欧一方面意味着间接趋同方式的回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法律趋同化理论的局限性，未来的欧盟应重新认知法律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关系。当代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的经验对中国国际私法内外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国际私法立法模式的法典化路径；二是通过统一立法与多边化司法协同实现区际私法的再优化；三是辩证化理解法律趋同化理论，既要积极加入判决自由流动的国际条约，更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     

论企业数据流通制度的体系构建

如何促进企业数据高效有序流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问题。数据流通是一个立体制度，不仅要求法律在数据确权和数据交易问题上予以回应，同时也需要构建外部治理体系。对于数据财产权，欧盟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基本上都放弃了数据所有权路径，而转向数据使用权模式，并考虑如何促进其他主体对数据的访问。但是，对于数据访问权方案，需要认识到其本质是对数据财产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更为谨慎地考察市场失灵问题、制定公正的分配方案。就数据交易制度而言，应当明确可交易数据范畴以及数据提供方的信息提供义务，同时要求交易平台或交易所承担一定的审查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打击跨境犯罪和犯罪分子自由流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但要制定一部超越国别的欧盟刑事证据法典依然遥不可期.在跨境刑事取证立法中,欧盟存在着统一规则和相互承认两种立法模式,从现有立法看,后一种模式已成为欧盟立法者的现实选择.在后里斯本时代,欧盟在跨境刑事取证上实现了“超国家”的立法运作,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立法存在着两种模式融合的趋势.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区际刑事取证立法有重要启示.     

个人数据的产权化与流通

个人数据具有聚合的必要性和复制的便捷性两个特点，其对塑造公司间交易、交易所交易和消费者合同三种数据交易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三种以合同为主体的交易模式存在信息成本高、执行成本高、提供与保护数据激励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对数据实行产权化来弥补现行法律解决数据权益问题的困境，并解决相应的市场失灵难题。将个人数据产权配置于个人，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剖析，运用“权利束”理论进一步推导和分析出个人对数据产权的具体权利。借鉴英美法系权利相对性理念和场景化工具来推动个人数据的流动，以促进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利用。     

美欧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造法竞争:现状、冲突与启示

作为跨境流动信息的组成部分，个人信息在支撑数字贸易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缔造规则上的锁定效应，美欧已率先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展开了国际造法的竞争。在表现上，美国已通过贸易机制确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附属性”与“有限性”,以此彰显出经济效率优先的立场。而CBPRs同样吸收了这种思想，并依赖低保护基准为美国提供了攫取他国数字资源的合理基础。与此相反，欧盟更寄望于《108号公约》等标准化机制与认证机制，同时尝试将个人信息保护与贸易承诺脱钩，从而以人权的高度与监管的自主把控信息的境外流向。由此所产生的冲突不仅在内部迫使双方进行规则上的让步、衔接与融合，而且还使得外部的诸多国家在监管抉择上陷入了相互矛盾的境地。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认清参与全球造法的紧迫性，在定位清晰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造法维度，并借助不同造法机制的联动实现数字红利的最大化。     

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兼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数据跨境流动需要在法理层面反思。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可以提炼数据无国界、数据主权、数据自由贸易、数据人权保护四种基础法理。这些法理存在部分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困境。作为替代，应将数据安全主权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基础。数据安全主权秉持安全不可分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既平等回应各国对数据安全的合理关切，又反对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可以成为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的重叠共识。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数据出境制度整体上与数据安全主权的法理高度吻合。但在风险认知上，需要采取合理、开放、动态的安全观。在具体法律工具上，需要针对个人信息、重要数据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纳不同的风险评估方式。     

著作权法强制性过滤机制的中国选择

为了解决所谓的"价值差"问题,《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责任由权利人变成网络服务提供者,将"通知—移除"规则改为"通知—筛除"规则.欧盟的这一立法极具争议,被认为存在侵犯基本权利、损害竞争与创新等问题.美国也曾试图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但因受到互联网企业的强烈反对而终止.中国应着眼于提升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能力,审慎对待"通知—移除"规则的改革,暂时不宜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