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犯罪学解释

暴力的发生机制与外界环境相关。传媒暴力具有正负社会效应的两面性，决定了社会应对传媒暴力的策略。调整传媒暴力的社会需求与降低传媒暴力对少年犯罪的激励作用，是社会控制中的重点目标。     

2013,社会开始拐弯

对于一个社会的改变来说,烦闷是拐弯的开始。它也是大的风险正在酝酿的征兆。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着消除它的艰难挑战。2013年的中国社会,就社会结构而言,就像是一座山。这座有着"阶层固化"、"结构紧张"等醒目标记的山已耸立很多年,很难撼动。     

追求国家正义

无论说了多少次,正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母题和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时候它仍然被遮蔽于阴影之中。想象一个没有正义而能消除仇恨、暴力的社会,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及由各个国家、地区构成的"社会"(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共同生活"的存在结构决定了人类无法在对正义理念的     

和解之道

当今社会出现的信任分裂,不少是知识架构的分裂;相互之间既不愿倾听,也不愿寻求共识,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真理在握。社会多元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分裂,不同价值观之间也有可能形成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今天中国社会不时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力。有公权力的暴力,比如强制拆迁、城管打人;有     

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步入小康,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将更加深刻。社会变迁的哪些方面对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哪些影响是积极的,哪些影响是消极的?中国外交应如何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题目。在此,我谈一点非常粗浅的看法。(一)当前社会变化的若干主要特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下,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开始具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许多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地区差别有增…     

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社会控制的心理分析

传媒暴力的泛滥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青少年社会认知、反社会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传媒暴力对青少年具有吸引力的心理分析,以期从政府、社会、家庭寻求控制传媒暴力的有效机制,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     

“熊姐”事件的亚文化思考

据亚文化的视角，“熊姐”事件体现了“校园暴力”生态、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心理结构等亚文化图谱，也警示校园暴力正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的重要方面。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和扮演错误，是校园暴力发生的亚文化动因，据此可以有针对性地从正确认知、心理干预、自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矫治。     

校园暴力及校园安全问题研究

正【主题导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新京报》记者专门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问了校园暴力问题,这说明校园暴力及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跨越了校园的范围,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这也是与最近校园暴力现象频发直接勾连的。譬如,在我国"两会"前夕,三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绑架同学、施虐等行为被判处比较严重的刑罚,此外还包括浙江庆元校园     

“流动中国”的稳定之道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愈显突出。财富的分配不公、征地拆迁、城市管理中的暴力执法、对某些群体有形的制度歧视和无形的观念歧视,等等,在某个具体事件的点燃下,都可能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社会“变狠”

万物皆流。社会从来就不会一直呆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在向"未来"的演化中,或者在表层,或者在社会结构的内部,隐藏着一些神秘的符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我们仍能够模糊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去年,和过去几年,在氛围、心态上已经有了一些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社会变狠的趋势,正在被加剧。     

中国下一个增长点

第三季度之后,中国经济企稳,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或者筑底。如果说房地产业的崛起让中国走出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房地产调控绝不能放松的情况下,企稳的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中国的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呢?城镇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提供投资空间,更可以启动消费。暴力拆迁、赶农民上楼等已经引发很多社会矛盾,所以很多人呼吁放缓城镇化的步伐,这其实是头痛医脚。引发社会问题的,不是城镇化,而是错误的城镇化路线。城镇化是为了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不是为了发展房地产业,更不是为了谋取利润。如果能有更好的生活,农民     

饭碗和“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法制建设是手段,社会文化是基础,人民安居乐业是目的。三者关系中,法制是唯一的纯手段层面的内容,没有手段或手段不对,任何事情都迭不到目的。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正在步步加快,城市化的目的和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变动和整个经济形态、结构的变化,这对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农业大国来说,是天大的事。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这是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人的基本需求是吃饭生存,吃饭要有的吃,要有地方吃,还要尽量吃好,这就有了条件,有了前提。现在是法制社会,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尽量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吃饭穿衣。比如,对城市小贩为生计而进行的经营活动的规范管理。毛寿龙教授说得好,城管是执法者,是为工作;小贩     

暴力影视与青少年暴力倾向的相关检验

本文以一次“暴力影视与青少年暴力倾向的相关检验”的实验为契机，对“暴力影视是促使暴力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原因之一”的成见进行了批判分析。并对“暴力影视”做了新的类型学划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暴力影视的“分层控制方案”。     

阻止“破坏性反应”

无论社会心理机制是诱使一个人向内攻击,还是向外攻击,都表明它不适合人们在心理上的生存。因此,防止自杀和暴力,被还原到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一命题上。即使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活到现在,大概也无法对现在中国一些人的自杀作出解释—比如不时出现的"自杀秀"、"直播自杀"。这些自杀并不符合"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自杀"的特征,     

以社会自治超越激进主义

政府让社会的发育逐渐成熟,随着成熟的程度来决定放权的程度。这个方向是对的,这可能是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重中之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是主张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最近他在《超越激进主义》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务实改革与中道理性的作用,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官僚威权体制已经造成了诸多困境。强势国家虽然在转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如果不发展"强社会",面对正在抬头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中国可能陷入动荡的民粹主义陷阱。萧功秦还认为,     

暴力升级的校园样本

中学生、大学生暴力的蔓延,几乎就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暗示"。社会越是浮躁、冷漠、急功近利、崇拜金钱,越是"丛林化",就越能培养学生群体的强硬和残忍。他们的暴力,不过是对成人社会的变相模仿。2013年的春节,陕西富平县的高中生刘强是在监牢里度过的。去年年底,富平县法院一审判决,刘强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3年。虽在律师建议下,被告人上诉到渭南市中院,要求适当缓刑,但改判的机会有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思考

2009年中国社会的暴力现象如此层出不穷,而要使社会不成为暴力的温床就需要: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真正到位,瓦解公务化暴力的发生逻辑;权力资本阶层必须通过让步来实现与弱势群体的社会和解;政府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必须到位;“合法“施加于被支配者的施虐冲动必须被抑制;成人世界应该对青少年的价值选择作出示范,而不是干预。     

告别暴力

社会暴力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市场的手段,即等价交换;有法治的,司法来裁决各种纠纷;有政治的,以政府权力来进行管制或"自由裁量"。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问题。市场竞争中有欺行霸市;司法裁决有时得不到尊重和认可;政府权力亦不时扩展"自利性",与民争利,在推动一些工作的时候甚至有借助灰色力量(包税、社会"闲散人员"等)的现象。     

中国改革路线之变──郑永年教授专访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