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退出，呼吁和忠诚模型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民众面对政府绩效衰退时的一种呼吁,民众无法自由迁徙则是退出权的缺失。认为退出权的不同和忠诚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两个重要原因,此外还包括参与人数,呼吁的成本,需求质量弹性等。降低群体性事件,应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忠诚感）,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增加退出权）,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呼吁有效性）。     

利益分析视角下管窥群体性事件

运用政治学中利益分析法对群体性事件重新定义,通过对民众正当利益诉求和冲突双方利益矛盾的分析,探索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和利益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提出代价计算的概念并从利益分析角度理解群体性事件,随之提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环节,即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冲突对象抗争、冲突对象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并提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的处置对策,最后探讨有关处置原则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形象地位变迁和分类框架再构

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形象地位的变迁有一个过程,它进入公共领域有着结构性原因.以2004年以来发生的典型群体性事件为例,采用一种互斥性更强的分类框架可以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七类,它们分别是:(1)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2)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3)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事件;(4)行业集体行动...     

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的区分: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一个分析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公众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好坏及其作用的发挥来建立政治信任,执政主体也同样依靠制度的良好运行来实现价值追求,赢得公众的政治信任,从而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政治角色通常会被看作特定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所以政治角色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成为引发或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从确立制度的权威、加强问责制、完善引咎辞职制等方面入手来正确区分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以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正确区分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群体性事件动因分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公众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好坏及其作用的发挥来建立政治信任,执政主体也同样依靠制度的良好运行来实现价值追求,赢得公众的政治信任,从而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政治角色通常会被看做特定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所以政治角色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成为引发或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应从确立制度的权威、加强问责制、完善引咎辞职制等方面入手来正确区分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     

北京市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基本模式及其完善

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急处置和事后的善后措施等。这些措施对影响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发展的"怨恨生产和解释"、政治机遇结构、组织动员结构等因素都有着较好的缓解和抑制作用,有利于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北京的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机制仍存在诸如制度化程度不够、整体联动不够到位等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浅析和谐社会条件下政治信任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和危机性事件频发,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政治信任的流失甚至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政治信任的流失无疑不利于当今社会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政治信任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近年来,作为无序政治参与表现的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呈现出频发的趋势,要求我们不断思考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创新与有效性问题。本文对群体性事件中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坚持基本原则、健全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及提升公民能力素质四个方面探讨了促进公民无序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可行路径。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群体性事件现场治理机制研究——以主体双方互动为分析维度

群体性事件发生初期,基于主体双方的互动分析构建群体性事件的现场治理机制是直接且有效的途径。群体性事件现场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重建群体性事件主体双方的信任结构,同时,对导火索事件和现场控制的重视以及引入第三方沟通平台也是现场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群体性事件与利益分析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因素为：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政府抗争、政府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根据这三个因素产生的不同阶段，可采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对策进行处置。     

社会组织归属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的研究

学界围绕上访、抗争政治和群体性事件而对非传统政治参与的研究逐渐升温,但关于其发生机制的具体影响因素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假设社会组织归属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使用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国大陆数据提供经验支持,主要采用列联表的研究方法,并基于意愿和行动的不一致两个指标将非传统政治参与具体分为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和非传统政治参与行动等两个维度分别予以研究。统计结果发现,社会组织归属与非传统政治参与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组织成员无论在非传统政治参与的意愿和现实行动方面都高于非组织成员。     

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

基于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在各省份取得的效果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理解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社会政治价值感知的变动逻辑提供了窗口。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实证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腐败治理显著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反腐败力度越大，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促增效用越强；（2）群体差异性检验发现，腐败治理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微弱。上述研究发现表明，腐败治理对政治心理产生了积极效应，夯实了国家治理的民众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腐败治理不仅能够在整体层面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可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政治信任差距。因此，实务工作层面，应着力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注腐败治理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邻避事件的性质与演变机制——基于近十年典型案例的研究

邻避事件包括温和型邻避事件和暴力型邻避事件。从动因和对抗程度看,许多邻避事件兼具维权和泄愤两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也会体现在邻避冲突的演变过程中。在生态环境不如人意的背景下,许多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愿。民众的体制内抗争往往无法实现其环境诉求,并容易演变为体制外的集体抗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刚性稳定常阻止抗争信息传播、打压积极分子及其体制外抗争活动。地方政府的不当处置可能激化矛盾,使温和型集体抗争演变为暴力型邻避事件。只要地方政府处理得当,邻避冲突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完善环境治理的催化剂。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政治性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处置

政治性群体性事件,是指一定数量的人员或组织,为其共同的、特定的政治目的,共同实施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集体违法甚至集体犯罪行为。它的主要特征有:一是原因复杂;二是参与主体复杂;三是目的复杂;四是具有组织性、反复性、对抗性,社会危害大。与一般的群体性治安事件相比较,政治性群体事件具有严重的破坏力,严重危害社会安全与政治稳定。对于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要从目的、动机、参与人员的性质加以区分,要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控制、处置。     

基于社会沸腾现象观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分析——以L县保路运动为个案

为了让群体性事件更为形象化地呈现,本文将一种重要的物理现象——液体沸腾及其发生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制做类比,通过对液体沸腾过程的观察和分析,展开对L县保路运动发生机制和逻辑过程的研究。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过程,群体性事件是因民众情绪的长期积压与克制,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之下而瞬间产生的共振现象。群体结构、民情基础、社会情境、地域空间,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等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逐级推进的层次,即问题的潜伏层、事件的初显层、舆情的集结层、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事件的衰减平息层。本文试图以社会沸腾现象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和内在机理,以便较为形象地呈现群体情绪的传播、感染及"共振"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