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协同演进及其创新发展

依据"实践发展-法律与政策指向-理论回应"的三维分析框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大体上经历了"选举民主主导""协商民主后来居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三个发展阶段。未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在坚持协商无果必经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前充分协商沟通和重要决策投票表决与一般抉择诉诸协商相结合等原则下建立和完善协商与投票表决衔接机制,致力于促进协商与投票表决机制的有序衔接转换;另一方面是立足于基层民主自治,通过法治、问责、便利化民主参与平台建设和公民教育等途径,致力于提高农村基层民主质量。     

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起源、发现与局限性

公共服务动机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外公共行政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建立在个人与组织匹配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代表着公共行政学试图构建一种有别于私人部门"经济人"假设、为公共部门所特有的人性假设之努力。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主要考察了公共服务动机对职业选择、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组织变革接受度和公民参与态度的影响。作为一种尚处于发展中的理论,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忽视了公共部门雇员角色冲突,也忽视了偏好伪装和思想、语言表达、行为"三体分离"所带来的客观测量挑战;在实证分析方面,反向因果、中介变量影响和内生性问题都未得到有效处理。     

中国公共部门文化创新的特征、成效与阻力——基于“文化部创新奖”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对四届"文化部创新奖"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的文化创新远多于中西部地区,省级和地市级远高于区县级、乡镇级和村社级;(2)创新内容方面,工艺创意与科技创新最多,其次是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相对较少;(3)文化创新主体方面,事业单位最多,其次是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创新最少;(4)从文化创新的合作性来看,单一组织独立完成的最多,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次之,公私部门之间合作的最少。与此同时,公共文化领域创新日趋活跃,但动力不足,仍需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和推动文化创新积极性;创新的可持续性和成果的实用性仍有待加强。     

中低端灵活从业人员就业质量提升困境与破解对策——以外卖骑手为例

我国中低端灵活从业者规模庞大，其就业质量提升事关较低收入家庭的生计福祉。不同于高端灵活从业者寻求“工作的意义”，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中低端灵活从业者更多是为家庭生计而奋斗，其在就业质量提升上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收入稳定性差、职业地位较低、劳动权益保障获取难、工作压力较大等问题严重。为有效提升其就业质量，劳动者个体层面要转变就业观念，提升自身职业素养；家庭层面要倡导家庭共同体观念，强化家庭内部对中低端灵活从业者的情感支持；市场层面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引导企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层面要强化舆论正面宣传，为中低端灵活从业者就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国家层面则要强化相关政策设计与执行，为中低端灵活从业者维护合法劳动权益提供制度支持。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二元”张力下党政关系模式探究

文章旨在识别一个在政治理想和谋求职位庇护权“二元”张力下构建的党政关系模式.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完全责任政党,通过对国家意志的具体化、以公共政策的形式传导给政府,并通过党组织嵌入政府行政组织的制度设计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来贯彻其政治理想.政府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三元框架下驱动国家治理,并在国家意志执行过程中搞形式主义以及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虚化或弱化执政党高层的政治意志,谋求职位庇护权.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