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在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为基本方式,以培育法治信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为突破口,以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重点,以形成多元融贯的规则体系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变,而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变迁的历程与这一历史性转化过程基本契合,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管制主导"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吸纳赋权",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社共治"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视...     

论法治视野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担负着时代赋予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使中国大学走向良治之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法治的视角探讨了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几个核心问题,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大学何在？从中观层面提出了大学何为？从微观层面提出了大学何能?     

风险社会的法理解读

风险社会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已经成功地波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是存在差异的概念,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和场域之中,中国的风险社会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风险社会的生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理念更新,法理学界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大变革。文章主要从法律理念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层面对风险社会进行法理学的解读。     

走向善治之城——铜陵城市社区改革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铜陵以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推行政社分开、重置强化社区、训导民主民治的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重置和强化社区,培植了城市居民现代生活之根,减少层级、政社分开促进了政府城市治理的转型,推进协同共治则依法训导了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是城市治理转型的勇敢探索,为城乡一体化社会建设与建设包容性城市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了成功的个案.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学意义.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有组织犯罪生成

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乡政村治模式的建构 ,农村社会结构逐渐向市场整合转型。与之相伴而行的是农村社会系统震荡的危险与机遇 ,农村秩序的失范与重建。从动态层面分析 ,农村社会结构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中介和多个维度 ;从静态层面分析 ,农村社会结构包括家族、村落体和农民阶层三要素。动态层面上表现出的基层政权之藤状寄生结构与静态层面上表现出的村落体之网状自生结构形成结构上的矛盾 ,农村社会有组织犯罪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必然产物。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解决之道:基于法律供给侧视角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功能错位的政企关系,二是权力扭曲的政社关系,三是责任缺失的企社关系。同时,在法律层面,中国城市社区邻避治理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缺乏精细化的法律防控体系,二是过度依赖行政治理的力量,三是采取压制型法模式来应对邻避问题。破解上述中国式邻避困局的关键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需要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法律转型:从立法至上、行政主导的社会治理转变为多元主义、司法中心的社会治理范式,通过激活权利改变治理结构,构建精细化的法律治理体系,充分回应公民的权利诉求,从而降低邻避冲突的社会-政治风险。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的现实启迪简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角度对阶级社会国家的社会管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提出了框架性的科学预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对于我们在社会管理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展民主政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社会结构调整：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根源

本文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层面是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结构现实问题的集中体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并评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提出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对策,即构建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创新社会管理与构建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

推进、加强和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理念和原则,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当前,我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理念观念落后,主体定位模糊,方式方法陈旧,体制机制不畅。为此,需要借助和发挥法律手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与功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由政府统管向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具体而言,一要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营造宽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二要不断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其规范发展;三要发挥政法部门的作用,夯实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石;四要努力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转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法伦理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法律要具有活力或者被信仰，则必须函摄社会和历史的“魂”。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无疑是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应有的“魂”之一，而法律的“魂”则不可能被植入，只可能自然生成。因此，在社会与历史的传统、转型、现代的转换之中，如何将文化的基因纳入其中，便是法伦理学的担当与追求。     

认真对待民法中的身份——我国身份法研究之反思

当今的私法研究以财产私法为重，而身份私法相对薄弱。身份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式微源于学界对身份法的历史偏见、财产法优位主义以及民事立法理念的片面继受等因素。民法体系的逻辑完足、民法典的最终成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现实对身份利益保护与救济的需求，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民法领域的身份问题。身份法研究既要追求身份关系的制度构建与伦理秩序原理间的协调与平衡，又应致力于身份制度与民法整体制度的逻辑融合，还要为现代亲属身份生活领域的利益纠纷化解提供理论基础。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试论我国社会法的基本范畴

社会法,是指调整国家和人民之间社会给付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在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超越了社会保障法的给付模式和给付水平。社会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并且以社会给付为核心。我国社会法的体系宜分为“社会预防制度”、“社会扶助制度”、“社会促进制度”与“社会补偿制度”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与社会给付程序法及社会救济法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法体系。它们在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相互衔接、互相补充的功能,并形成一张安全网,保障个人在遭受各种风险时的生存和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