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山下的王权:嘉绒藏人“代汝节”仪式考察与神话分析

"代汝节"是嘉绒藏人最为重大的年度仪式,其仪式过程与神话意义所显现的"神圣历史",对于嘉绒历史上王权观念之辨析极为关键。这种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王权观念恰是藏彝走廊社会人文特质的一种反映,也是地方封建的文化前提和政治结果。其对反思当代西方学界基于神圣王权而衍生出来"绝对主权"之学说,以及基于中国历史现实建构一种更为包容的社会理论,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名录"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制度与措施之一。目前,我国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各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也正在建立之中。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制度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尚未成为社会各群体普遍的制度要求。在实践中,"名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申遗"甚至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这种经济理性只有转变为文化自觉,名录制度才能真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今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之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全球性趋势下,关注基层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采取积极行动促进其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仅能使地方民众受益,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并推动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普惠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亚经验",以及中国10年来的相关保护工作,特别是鲁中地区保护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实践表明: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景在于融入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互益互补的关系;顺应当代城镇化急速发展的社会态势,在乡村社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社区,促进"城乡民俗连续体"的良性重构意义重大。     

论清代民国年间全真道宫观经济与地方社会——以陕西留坝张良庙为个案的研究

信仰的神圣性是道教徒提升其世俗生活的精神情怀,而宫观经济则是道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道教而言,神圣信仰与世俗经济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消弭的矛盾张力。张良庙是道教经济的重要实体,从张良庙现存的碑记中可知增加宫观经济收入并非其最终目的,张良庙在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宫观经济的同时,发扬了道教济世利人的宗教理念,扩大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即张良庙在神圣信仰与世俗经济之间达成了一种理性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良庙宫观经济之发展可称为清代民国以来道教宫观经济发展之典范。     

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间信仰重建

民间信仰是民众的一种知识形态,它在精英统治下的中国历史社会长期受到抑制,对民间信仰的摧残造成中国社会精神资源的匮乏.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今天,民间信仰应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但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对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内容应该有所选择,民间信仰的传统性、伦理性与濒危性是应该考虑的文化标准.对于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的重建在总体上要给予积极扶持的态度,以实现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和谐社会目标.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的“媒介参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媒介的参与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应是"主动性"的。所谓"媒介的自觉",指的是把媒介参与的"主动性"有的放矢为深入挖掘、真实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内涵及生成、发展的规律性,并使其转化为大众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形成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创新、认同的社会信息环境。保存"原真性",发现"规律性",应是媒介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本质表达,也是媒介参与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深刻体现。     

藏戏保护与文化认同:一种法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条为切入点

藏戏是链接社会情感、宗教和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代表了文化的民间性与传承性。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有所区别的是,“真实性”与“整体性”意味着不能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社会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取决于其民间传承性。因此,法律在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顺位处理上应优先考虑传承性,以确立族群文化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     

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及其维护与再造

"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文化精神背景"叠加"特定时空间"和"特定活动群体"而形成的、保障传承有序进行的中介实体.传承场与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之间是一种根本的互生关系;而民族信仰文化对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的生成、维护具有基础性作用.维护信仰文化传承场的神圣性,重视民族妇女与儿童在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维护和再造中的作用,认识和利用次生型传承场,应是当下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     

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民居建筑的共生性研究

世界上的任何物质都是在共生中生存,与事物和谐繁衍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建筑环境就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完成了共生性的过程。本文通过对西安古城区内的传统民居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思考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建筑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共生性关系,以及如何实现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建筑环境的共生性保护。     

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条路径

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一种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复杂而立体的传承语境,相应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亦处于一种复杂而多元的境遇和景况。面对如此复杂而立体的传承语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际出现了三条主要路径,即原生地原生传承、原生地次生传承与离散地衍生传承。只有全面认清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语境,非遗传承路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生、互动关系,才能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与传承规律,有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传承,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化整体保护与共享。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军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军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也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及启示

因社会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内容.各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制定上有共同之处,同时又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注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开放性的特点.     

目标设置与评估的集中化及其指引价值的缺失与重建

在中国,目标的设置与评估主要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是贯彻上级政策的一种手段。当绩效评估不可避免地和地位、荣誉、晋升或收入联系在一起时,指标体系的设计实际上成为奖惩体系的设计。目标设置与评估的集中化以及压力体制和干部任期制等的交互作用导致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荒谬行为和短期行为,并使目标设置与评估失去导向作用。公众参与、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灵活的目标设置与重视公众满意度是绩效目标设置与评估指引价值重建的路径。     

论人学和历史学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场经济社会的个体主体性原则和目前我们国家个体主体性建设落后的现实及其复杂性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和史学研究，这是我国近年来人学研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的人学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哲学领域，属于哲学人学。它首倡加强对个体人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其学科的局限性使它无法继续深入到人学研究的核心层次——对人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历史考察。而人学的历史化既克服了哲学人学的局限性，又能有效摆脱史学本身的危机。     

采购和会计支出系统中的舞弊预防与查证研究

采购和会计支出系统中,业务发生频繁,会计凭证量大,涉及专业性强,致使对采购舞弊查证困难,本文从采购内部控制和舞弊查证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琼台农业的发展比较与合作前景

台湾与海南在自然资源条件方面比较相象,但是农业发展基础差距很大。经过五十年的发展,海南农业已经大大缩短了同台湾农业的差距。海南农业快速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1、经济落后地区开发之初政府主导的集约式集中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开发效果明显;2、立足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充分发挥海南的竞争潜力。海南农业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解决的两个难点:充分尊重农业生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与小农的合作。     

大连市都市农业创新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根据都市农业的特点,分析大连市发展都市农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确定大连市创新发展都市农业的功能定位及重点,提出大连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对策措施：推广都市农业理念,促进都市农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强化政府的协调与服务功能,培育都市农业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