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刑事政策:“严打”与“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侦查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在侦查程序中严格贯彻执行,既有利于实现“人性化执法”,又能够严厉惩治犯罪,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     

论公安执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涵丰富而深邃的基本内涵、坚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公安执法的各个环节必须自觉贯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法能力。     

警察执法视野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正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严对象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刑事政策在当前社会形势下的重要调整，必将带动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大变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公、检、法三机关的协力合作，但检察机关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为此，本期主题研讨以“检察官视野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话题，约请了数位检察官就检察工作环节如何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展开探讨，并就教于方家学者。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警察执法视野中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偏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去,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层面

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基于相对公正理性而选择的犯罪防控对策系统。刑事政 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在具体措 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风险社会的刑法的三个基本面相

风险社会的形成使刑法的发展驶上了由传统社会结构与（狭义的）风险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双轨道＂,刑法在风险社会展示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相,即刑事政策走向规范化,刑法被定位为安全刑法,刑法规范被塑造为行为规范。     

论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     

后现代、刑事和解及公共政策

＂后现代＂是对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总体性思维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的反思和反动。刑事和解则是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平等对话机制,和后现代有着天然的联系。后现代以公共政策为中介,对刑事和解进行自我限以求在国家刑法主导,刑罚在场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目标。中国刑法应当认真面对后现代思潮,使刑法呈现出人文学科应有的风貌,并积极促进刑法理论变革以回应社会实践之需要。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