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新的亚太均势:美国能成为平衡国吗?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形势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而变化，新的力量平衡正在形成。美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企图在新的地区均势中充当平衡国。然而，美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力量相互对比的变化，该地区现存力量结构中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新的均势体系与传统的均势体系之间的差别，都对美国的这一企图构成了障碍     

均势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均势理论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理论之一。它在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的作用十分显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有一定影响。冷战结束后，均势演变愈来愈依赖于多极化而存在，均势的作用也由于冷战后历史条件的变迁，有的延续至今，有的正处于新的演变过程中。“三角”关系作为均势的典型被当作大国的战略加以运用。面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以新的视角来研究均势问题，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原因探析

冷战后至今,中日关系的发展异常曲折,呈现出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温”、两国人民交往频繁但信任感下降、历史问题影响严重等特点.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如上特点,既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也有中日双方各自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原因.今后要推进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加强东亚经济合作,把中日经济合作纳入到东亚经济圈的同时,既要增进中日两国媒体的合作与两国人民的沟通与交流,又要注重处理与利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东亚格局与中日关系

本文所谓东亚格局,主要是指东亚地区中日美俄四大国所构成的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征。中日关系与东亚格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9·11”事件后,东亚格局开始发生新变化。其特点之一是,在中日美俄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处于最差状态,日本处境最为不利。这种局面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其前景值得关注。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美国开发部署反导武器的梗概、前景及影响

美国开发反导武器系统迄今可分为冷战和冷战后两个时期 ,包括三个阶段 :酝酿与开始实施阶段 ,“战略防御”计划执行阶段和准备部署反导武器系统阶段。目前正处在第三阶段。出于既定的政治和安全战略需要 ,以及技术的不断突破 ,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部署反导武器系统 ,于 2 0 1 0年前后将具有实战能力。美国部署反导武器系统将严重影响国际政治与安全 ,主要表现为 :导致美俄新的军备竞赛 ,危害欧洲和东亚安全形势 ,破坏包括美欧俄、美中日在内的大国关系的稳定     

九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辨析

九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辨析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在９０年代的前半段，中日两国都要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而调整其外交政策。过去亚太地区的安定繁荣，使中日两国得享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到了９０年代，这两个东亚大国都要检讨其过去的外交政策。本文希望从中国的...     

冷战后中日战略文化的碰撞与交集

中日战略文化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在冷战后时代,这尤其表现在两国的世界观、战争与和平观、战略认知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战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冷战后中日两国的自身定位和相互定位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引起中日双方战略文化以及国家战略的碰撞与交集,并影响正在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国际战略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分别制定和实施了“超越遏制”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以及“单边主义”战略等三大国际战略。这三大国际战略的提出是美国国内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亚安全中的美国因素

东亚各国因互不信任而缺乏建立安全机制的条件,美国凭借自身超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掌握了东亚安全的主导权,表现在美国对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上以及对东亚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上。美国掌握东亚安全的主导权,其实质就是防范与遏制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和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以更好地服务于其全球战略,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中日合作与冲突

中日是东亚大国,东亚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中日的主动参与,而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希望又在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体制与前景,在根本上取决于中日合作的快慢与成败。以共建东亚共同体的意识构建中日关系的新基础,是中日关系走出历史阴影、携手走向未来的最佳选择。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Sino-Japanese Reconciliation after WWⅡ

As historical feud, Franco-German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promoted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while China and Japan has been unable to move towards reconciliation in depth. Sino-Japanese Reconciliation after WWⅡ was influenced by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d preliminary but fluctuating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ent up and down, with old problems and new contradictions intertwined; China and Japan cannot reach profound reconciliation, which has profound impact on East Asia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东突”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东突"问题已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自身利益至上,在"东突"问题上的战略考虑则涉及反恐、美中关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其不同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由此也导致美国"东突"政策的模糊和多变,并在诸多层面上影响到"东突"问题的解决。虽然美国因素会继续在"东突"问题的发展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鉴于一些条件的制约,美国会对"东突"活动的支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作用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安全合作作为基础,其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已由个别意向或政策建议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然而,在地区意识淡薄、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对外依赖的条件下,各方必须超越旧有思维,寻求构建共同的地区意识及价值认同,加强组织建设,避免成员“泛化”,以“10 3”为主渠道推进共同体进程。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成员,应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协调者和建设者,中国应理性处理中日关系,认真反思自身发展,稳步、有效地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障碍与希望

东北亚各国经济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东北亚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经济互补性不会自动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东北亚合作面临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六大障碍。其中,排除来自美国的障碍也与日本有关。本文最后分析了东北亚合作的希望在于解决5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复兴;要合作共赢,不要危险的博弈;日本在中美间的作用,韩国在中日间的作用;正常国家要有健康的政治和正常的思维;中日关系的一项过渡性的选择:政经适度分离,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     

TPP的政治化与中国崛起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太平洋国家间的一项着力于经济事务的议题,但它自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度。美国参加TPP后掌握其主导权,逐渐使之显现出了政治化的趋势,成为配合美国近期战略调整的工具。这对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挤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正当利益和正常战略空间。虽然存在政治化的需求,但在政治向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使TPP面临着许多困难。尽管中国是否参与尚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现阶段对TPP应积极关注、冷静应对、适当作为。     

当前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较为严峻,表现为:美日同盟深化,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在中美日三角中处境不容乐观;美印关系实现新突破,日印相互借助,美日印“新三角”发展态势令人关注;“法理台独”威胁进一步增大,美日台三边安全“准同盟”暗流涌动;美朝矛盾加剧,致使“朝核”久拖不决,美韩、美蒙关系的发展为东北亚局势增添新的变数;伊朗核问题临近“摊牌”对中国的挑战。总之,大国互动、“台独”、核扩散是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中面临的三大挑战。     

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美国台海政策演变与要害分析

美国台海政策随着美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美国台海政策新变化,即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大幅提升,正进入新的高度,美国台海政策主要出于美霸权利益考量,美国通过曲解“一个中国”原则与维持台海所谓“现状”企图达到两岸长期的“不统”、“不独”与“不战”状态,以便美国长期操控两岸、从中渔利进而防范延缓中国的崛起。然而,随着两岸各自的变化,美国左右逢源、平衡两岸的台海政策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矛盾与巨大风险,并将因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难以为继、濒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