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权利诉求的演进与特点

近代中国权利诉求有着鲜明的特色：第一，为权力而权利。从诉求权利的开始，国人最重视政治权利和自由，争“民权”为了能分权，争“国权”则走向集权，不是为分权就是为集权而谋权利。对权力的执著使得权利需求停留在精英层面，普通民众难以亲近，更无法沉醉。第二，为政治而权利。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始终是权利的目的，自由要让位于秩序，权利要服从民主。政治的高位使权利式微，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终极追求。第三，为理想而权利。对权利，人们多激情的颂扬，少绵厚的论证；多宏大的描述，少精微的求实；重理论的抒发，轻制度的建构；重社会的进取，轻个人的自在。     

论分权制衡思想的变迁及对我国权力制衡制度的完善

分权制衡是现代西方国家宪法重要的原则之一,其理论形态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派丰富和发展了分权制衡理论,美国早期的联邦党人不断完善,使分权制衡思想在理论层面逐步完善.而能够有效检验分权制衡思想和理论形态的“场域”则最终在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设计中均采纳了分权制衡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鉴于我国权力制衡不到位的状况,所以,借鉴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来完善我国权力制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财产权与所有制的考辨

基于东方型社会观念和计划经济中集权意识的影响,人们往往把经济体制、财产权类型和所有制形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种逻辑结论自然是私有制社会必须实行财产权的私有,公有制社会只能发展公有财产权。这个结论既与人类经历的社会类型的事实之间存在悖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我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权仍受到保护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社会现状,同时也很难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巨大的公有财产找到理论支持。当前,理论上仍未能有效地求解该悖论。事实上,在跳出传统意识的羁绊后,这个悖论的解就是财产权与所有制可以并应当分离。这个结论的喻义也可以为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和保护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如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找到实证。     

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局限性及对策分析

威尔逊探讨了行政分权与行政集权问题。与政治上的分权理念相比较,这是一种主张行政集权的理念。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政治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能完全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片面地理解行政集权。本文将以当代行政管理发展视角来分析他所提出的"行政集权"思想的局限性,提出改良行政权力运行的措施,为当今社会管理和行政权力再分配提供理论借鉴。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探索

改革开放是共和国成长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也是变革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它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人民政权合法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文化认同、政党认同、政治认同”与参政党的建设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搞好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引导,是巩固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直接关系到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要突出＂文化认同、政党认同、政治认同＂的内容。着眼＂三个认同＂展开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引导,其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发展、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的扩大和参政党的政党安全。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浅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的奋斗史.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是从传统的专制集权状态向现代民主状态的转换,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总过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权力配置与国家统一：“一国两制”的宪政特色分析

＂一国两制＂是我国地方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日臻完善的理论和制度实践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国两制＂的宪政制度框架下,传统单一制模式下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统一观念等诸多宪政理论、制度与机制都有了创造性的突破。＂一国两制＂制度的成功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内容,使中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更具＂中国模式＂的鲜明特征与韵味。     

略论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社会在由封建专制向民主政治的体制转型中,客观上要求要有相应政党政治模式的建构来完成这一过程,能否实现社会认同则成为了判断该模式建构合法性的根本标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先后建立了三种政党政治模式,其中多党竞争议会制和国民党一党训政模式因其结构设计和运行机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而先后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选择,其合法性就在于它的合乎民意性。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功能论析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运行机制变革、社会结构嬗变和价值观念更新的转型期特征愈发凸显,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冲击,新的合法性权威有待增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协商民主的理论旨趣和实践优势对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发挥重要功能,有助于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制度规范三方面不断巩固、发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文化自信——从传统政治文化维度的分析

政治制度应契合本国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中国政治需要核心领导集团和党派合作为公的特征。中国作为人口超级大国的客观状况,外部诱压型后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和"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也决定了中国需要集权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则意味着需要以民主的权力授受机制为基础的集权体制,即民主集中制。中国应当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坚持契合自身政治文化特征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为制度自信提供文化根基。     

洛克分权思想中的诸问题思考

在西方自由主义或政治哲学领域中,洛克对分权思想有极大的贡献。但当下的学界对洛克的分权思想的分析有将其程式化的倾向。本文细致梳理了洛克分权思想中的若干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我们只有细致梳理西方的思想学说才有可能使其成为我们本土制度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当代中国公共性转型研究

公共性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形态下形成了高度集权型公共性,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公共性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型,即开始从高度集权公共性转变为适度分权公共性。当然,过渡形态下的公共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必须从制度环境和内在修养等方面予以完善,才能实现公共性合理有序转型。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70年回顾:发展历程、逻辑与动力

有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专注于特定时点或短时段的静态分析往往导致不同学者之间的看法分歧,而对其发展演变脉络的跨时段动态分析,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可能达成共识的结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处于持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回首过去,70年间出现了三波主要的政治参与浪潮。新中国成立后,动员型政治参与的高涨使普通公民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涉入政治生活;改革开放后,自主性政治参与涌现,公民政治参与面临参与动机、方式及参与者与政府关系等多重转型;世纪之交以来,政府主导型政治参与兴起,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间呈现更加良性的互动。三波政治参与浪潮的顺序发生,彰显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形式到实质、从浅表到深入的发展历程。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构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深层逻辑,而执政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革新社会治理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探索则是决定国家社会关系格局并进而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展望未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而其未来发展步伐无疑仍将取决于执政党的努力作为。     

“水环境社会治理与十三五社会建设”研究笔谈

社会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乎百姓权益、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集权管制型政体向分权开放型政体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民主政治发展视阈下新时代统一战线功能析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既是复杂的社会命题,更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规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演进和变迁进程放置于近现代社会历史视野中考证,我们发现,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也是统一战线现代化的过程。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契合是理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逻辑前提,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仍然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与价值。新时代统一战线既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现实社会基础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民主执政的政治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更是保障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