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策研究的三重意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它强调中观层面的制度是政治分析和政策研究的中心,认为制度和政策一旦形成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观对政策研究具有解释性意义,政策网络是中层制度的具体化,政策秩序的基础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政策选择是遵循结果性逻辑和适应性逻辑的结果.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对政策研究具有描述性意义,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政策稳定和政策变迁原因,间断-平衡理论和否决点理论说明了政策变迁规律和政策阻滞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对政策研究具有建构性意义,从三个层面解决政策研究的困境,架起历史制度主义与政策研究之间联系的桥梁.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政策网络理论应用于我国公共治理的适用性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策网络理论从产生到备受争议再到不断发展完善直至成为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核心，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并成为人们对治理理论探索的新焦点。当前，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作为政策过程的分析和描述工具；二是将之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分析作为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理论适用于我国当前公共治理的制约性因素，有利于将政策网络进一步应用于治理的机制创新。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北大核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大量方法和理论,也表现为这些研究分散在各种特定领域的政策中。国家概念是政策理论的中心,但要将国家理论应用于政策研究却不容易“。阶段”方法是政策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之一,但它只是一种初级方法。新制度主义方法将政策制定过程推向了一种重要的比较分析方式,为解释政策的异同提供了制度解释维度,但它太笼统,考虑范围过于宽泛。而新制度主义者经常选择特定政策领域或部门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政策制定是在特定部门或领域中进行的,仅仅集中关注国家及其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是不够的。政策网络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政策制定中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更普遍、更早的兴趣,但它除了描述外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理论发展中走得更远。理性方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当然它不能把理性选择作为对决策的惟一解释。在合作模式中,国家及其各个层次不再被看作合作的惟一机制,它表明市场和网络作为合作的另一种机制或原则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时下十分流行的治理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髦词汇。如果把治理的要点放在使国家、市民社会、市场、网络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互相协作上,治理就会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和深刻的分析方法。     

"村民自治"的几个新制度主义观点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突破口,其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对其产生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从各方面对它进行分析与解释。本文仅试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剖析它形成的过程,并就农村社会中的村干部“搭便车”和路径依赖这两个较为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以此“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制度层面来了解村民自治的情况。     

利益多元抑或利益联盟——政策网络研究的核心辩解

政策网络的研究,缘起于"多元主义是否适用于现实中的美国政策过程"的质疑与追问,兴起了一场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争论与辩解,搅动了人们对于政策过程中利益多元还是利益联盟的本质探究,同时催生出诸如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议题网络、倡导联盟等新术语.其中,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等术语,表明政府在与利益集团的利益联盟中实现对政策过程的操纵,公共政策只是一部分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狭隘利益的体现;而议题网络、倡导联盟等术语则表明公共政策并不只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互动结果,包括传媒、公众等在内的广泛主体都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参与其中.在广泛阅读西方文献的基础上,疏理政策网络各种称谓和概念之间的前后传承关系,使充斥各种概念的政策网络研究清晰化和明朗化,同时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揭示这些概念所隐含的内在意涵,理清政策网络研究的基本研究脉向,说明政策网络研究本质上是对"政策过程是利益多元还是利益联盟"这一问题的求解,表明政策网络研究旨在对政策过程作出最贴近现实的描述和理解.     

政策网络：流派、类型与价值

网络分析方法是西方社会科学界近几年兴起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具体到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形成了政策网络的理论体系。政策网络理论本身是庞大而复杂的,一般而言,可以划分为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欧洲学派。政策网络既是一种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利益中介结构。由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复杂性,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政策网络进行了分类,为其在政治科学中的进一步运用奠定了基础。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等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     

日本企业人事制度的变化——浅谈从能力主义制度到成果主义制度

日本企业的人事制度正在从能力主义制度向成果主义制度过渡.能力主义的代表制度"业务能力资格等级制度"(职能资格制度)在经济稳定成长期作为比较合适的人事制度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在日本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的现在,对于多数企业而言已经体现出企业成本费高涨及人事考核偏差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日本企业人事制度开始向"成果主义"进行转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在晋升能力等级过程中所存在的职务与能力,工资与贡献不相称的矛盾,但是这种制度同时也存在有许多问题.在竞争激烈的当今将有待得到进一步完善.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现状及分析

政策网络模式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对其已有多年的研究,在中国也已被不断地引介和论证.美欧学者关于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学派,聚焦于五个方面.政策网络已经成为解释政策过程复杂关系的一种有益路径,值得深入探讨.     

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群团组织、竞合式镶嵌与统合主义的运作

本文以D省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为例,描述共青团借助社会建设的政策契机,推动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合作,形成群团组织竞合式镶嵌于社会组织的格局。经验案例表明,群团组织是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互动的中介,依托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以及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竞合关系,发挥国家整合社会的功能,体现了统合主义的实践逻辑。本案例研究为考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新思路。     

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与治理——基于英格尔哈特“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取向的分析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更加强调个性自由和自尊。互联网是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青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这一价值观的影响下,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道德意识方面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道德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不足;道德准则难以约束网络言论方面的自由民主权利。在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网络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对青年认识产生误导;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等方面比较滞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网络道德的影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健全针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导向机制;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体制;重建公开、参与、积极的政治文化。     

社会资本影响制度发展的作用机理探究

社会资本理论以嵌入性关系为核心,提供了研究制度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整合视角,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扩展与此呼应。从信任资本、规范资本和网络资本的制度发展助力与阻滞机理审思出发,重点考量社会资本影响制度发展表现的作用特征,透析其中的社会网络的制度空间压制、社会规范的累积性迟滞以及社会结构的失衡弱化制度创新动能等根源性牵制。因此,若想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制度发展功能,需要积极培育社会资本运行环境,以为社会资本整体助推公共制度现代化构建丰富资源。     

政策网络：概念、类型及发展前景

随着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衰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策网络逐渐成为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途径.政策网络是一群互赖行动者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促成政策方案的形成或发展.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将政策网络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典范.尽管作为政策网络理论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对于理解公共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