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话语权博弈与公共政策利益选择

话语权是公众和社会组织自由表达利益需求和政策诉求的权利,媒介话语权的争夺隐含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媒介话语霸权的存在导致媒介话语权失衡,致使公共政策的利益选择出现偏向。均衡媒介话语权是促进公共政策利益合理分配的有效途径,对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完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均衡话语权: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保障--从"郎顾之争"看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由"郎顾之争"所引发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将公共政策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显现出来."郎顾之争"首先表现为话语权问题,而话语权与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作为分配社会利益的公共政策,其制定过程中正常的利益诉求以及合理的目标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合法性.最后本文对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     

公共政策视阈下的利益协调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层次结构分化,利益关系格局调整,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利用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对有关公共政策的概念界定、公共政策的特点、公共政策的功能以及完善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等问题研究加以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最新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发现其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取向

从利益的起源出发,分析了公共政策三种不同的利益取向,提出公共政策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强调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追求公共精神,促进公共利益.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及其约束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在选择政策方案时坚持怎样的评价标准,将影响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是否能够按照政策目标的要求获得各自的利益,也将深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总体效果。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和供给者,其政策取向相应以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在社会中保持一种公正超然的地位。但由于政策过程中政府利益的存在,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又往往与该价值目标发生分离,应然与实然相冲突,从而降低政策实效。因此在政策实践中要分析政府利益产生的原因,构建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避免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冲突,达到一种良好的利益均衡状态。     

利益分析——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公共政策研究的几个传统视角 (行为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和可行性分析 )为正确界定公共政策提供了基本思路 ,但并未揭示其本质内容。根据利益在政策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利益分析应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视角。     

浅析利益因素对公共政策主体的影响

公共政策是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手段。政府和公务员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起着主导地位。由于受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影响,政府和公务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中都会有相应的表现,因此必须建立合适的制度以保证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同时也能够照顾到政府和公务员的自身利益。     

公共政策中的政府利益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有权威的价值分配。”它的内在逻缉是作为运用社会政策进行利益分配的政府,在利益的选择分配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能带动社会经济全面迅速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国家由于政府使用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使国家走上了繁荣昌盛的快车道,也有的国家因公共政策的失误、失真甚至误导,而使国家陷于混战、衰退的深渊中。究其原因,林林总总,但无疑与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关,本文将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探讨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现存利益及弊端作简要分析。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并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选择那些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方面,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综合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公共政策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各个社会成员间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须立足于组织使命的完成和最高目标的实现,因而也是有代价的,为此,必须使政策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达到政策行为规范化,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使政策尽可能做到社会公正,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系统接受,这样,政府的政策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与此同时,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新问题。本文试图从利益变化的角度来解析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探讨当前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

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是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以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这既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也符合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人的特殊本性,更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依据。公共政策行为实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和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研究路径,从而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整体面貌。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到社会多元利益的均衡——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共政策目标导向的位移

公共政策是政府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冲突的“安全阀”和“调节器”。在我国,一些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实践者习惯于将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然而在理论上,对公共利益的诠释各异,争论绵绵;在实践上,公共利益的实现困难重重。在和谐社会语境下,人们对公共政策的期待必将更倾心于其在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的特有功能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必须而且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民意与政意的转换──论群众性利益输入与政策问题的认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是政府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分配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社会利益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有效输入与综合对社会发展极为重要。我国长期实行的“群众路线”式的利益输入机制,尽管存在极大的环境适应性与优越性,但在表达群众自主利益方面尚嫌不足。故本文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了现有的群众利益输入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若干强化群众性利益输入的建议与措施。     

对我国公共政策信息反馈的伦理思考

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毫无公共政策可言。信息反馈对于公共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政策信息反馈中面临着多种问题,由于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利益本质,于是矛盾被引向伦理视角。公正、公平、公开、以及责任、义务等等这样的概念成为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元素。而试图找寻到一条增强我国公共政策信息反馈效能,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水平的途径便成为我们思考的初衷。     

公共政策质量的概念构思、测量指标与实际测量

公共政策质量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程度,具体包括政策是否合情合法、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是否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根据公共政策质量的内涵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实际,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可逻辑推演出公共政策质量的测量框架与测量指标.公共政策质量的测量指标由政策问题、政策方案、政策价值三个层面组成.针对公共政策质量测量指标边界模糊、难以定量的问题,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能够对公共政策质量进行科学有效的测量.     

试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公共性的含义 ,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只能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 ,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还是仅仅为少数人、少数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 ,政府及其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和程度 ,是制定和评价政府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有效性的基本标准。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完善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非制度性利益表达增多等问题。解决的路径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加快民间组织发展,增强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意识;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表达渠道;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     

公共政策言说:一个理论模型

话语研究是当前国外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取向,把制度理论和话语理论结合到一起,以制度、信息、利益和资源这四个因素为基本分析变量,就将建立一个关于公共政策言说行为的理论模型。     

公共政策议程合理设置的机制构建——基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问题为客体,通过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体现为平等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对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问题的剖析,对于构建其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

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共政策参与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面临公共政策主体不完备、公共政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和政策参与渠道不广泛、参与不平衡等问题。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完善,除代议制和公民投票外,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界定公共政策主体的职能,增强民间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地位;拓展政策参与渠道,将社会讨论引入政策过程之中;大力发挥社会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