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

<正>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     

基层治理精细化的技术—价值逻辑及其互动

自"精细化治理"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便在全国各地有序开展,并取得诸多创新性成果。基层治理精细化依据的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及其互动,二者之间既具有促进性,也具有紧张性。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基层精细化治理具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信息精确、决策科学"的智慧化治理优势,"配置合理、节约资源"的专业化治理优势,并倒逼"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也会影响信息技术作用的发挥,起到强化或削弱的效果。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需要妥善处理好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双向重塑关系,不断调适,促使其实现良性互动。     

论精英治理及其终结

人类的社会治理现象一直表现为一种精英治理的状况.自然精英的治理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治理;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由身份精英担负着社会治理的使命.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自然精英与身份精英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群体担负起了社会治理的任务,他们属于技术精英.技术精英的出现是社会治理专门化、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产物.技术精英是在官僚制组织结构中开展其社会治理活动的,他们治理社会的依据是一种系统化了的而又分门别类的规则体系.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线正在消融,一种合作治理的局面正在出现,它将意味着人类最终结束精英治理的历史,只有这时,真正民主的社会才会到来.     

食品安全:从“大监管”到“深治理”

影响食品质量安全因素的复杂性与即时性、食品加工及交易的频繁性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的强隐藏性等,导致食品安全监管存在不完全监管的"先天缺陷"。但由于其职能对应的是显性、急性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就会夸大其作用,结果会使食品安全治理陷入只要政府控制住了食品安全事件就等于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误区,进而诱发理论界和政府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上的"监管主义"与"大监管"格局。然而,"大监管"格局并非保证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反而还会导致监管的低效率和食品安全治理的偏失。为此,应采取"小而精"的终端食品加工监管,更加重视始端治理的绿色农业技术服务,使县域城镇成为提供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的有效载体,以实现我国食品安全     

界面理论范式：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

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政府和治理变革产生了兼具工具论和本体论特点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工具论强调政府和治理需要借助技术来改进自身运行和提升效率,本体论意味着政府和治理需要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技术变革,由此政府和治理可能以全新模式呈现。为了整合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已有的研究,并且将技术变革纳入考察范围,我们试图提出界面这一新型分析单位,研究界面自身的特征、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功能与目标,从而建构一个关于界面的理论范式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政府和治理改革。从界面理论范式建构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技术在缩小界面、扩大界面和集成界面等方面的形态有不同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政府是其典型代表,而构造弹性化界面运作形态会成为界面理论范式的未来趋势,也是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趋势。     

技术赋能、制度变革与精准治理: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构建出一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社会形态。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技术治理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通过技术赋权,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治理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使得精准治理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并非总是按照逻辑运行的,技术治理困境可能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基础,对社会治理元素的数字化改造,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融合,客观地认识到技术治理的边界,是保证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要求。     

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逻辑与风险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其影响力和内在优势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特征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开始被引入城市治理领域,并在融合和应用中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应用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数据不开放风险、主体不平衡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和技术理念、健全治理体系和政策规划、建立健全防控体系、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等,有利于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应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平衡性和协同性,也是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路径。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

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区别之一，技术化也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治理需求、治理组织能力、可用治理资源充裕度的变化，技术日渐深入地影响着治理格局并逐渐嵌入其中。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增加和有效治理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组织对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正在提升，技术治理将超越政策执行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要件。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技术与价值：数字化治理的两个维度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成为必然。技术与价值成为考察数字化治理的两个基本维度。作为技术的数字化治理，能够优化治理流程、改造政府机构，甚至重组政府组织，因而有效提高了治理效率，提高了政府的治理能力，然而，技术维度的数字化治理是以治理者为中心的治理，它关心与关注的是治理者治理能力的提升。数字化治理必须引入价值维度，即数字化治理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其进一步的逻辑延伸就是以被治理者为中心的治理，数字化治理的最终指向应是建立以被治理者为中心的治理体系。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人工智能助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建设

人工智能是助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传播内容个性化、呈现方式立体化、效果反馈精准化,提升了意识形态治理的效度、力度、精度。同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容易导致意识形态治理滑向"技术利维坦"的潜在风险。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需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转化为价值理性,正确"驾驭"人工智能技术,把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存量,增加人工智能的技术增量,实现"善智"与"善治"双向互构,助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清单制”的考察

为改善民生民权,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治理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深层特征。以街道办权责清单、街道办负面清单、社区事项准入清单、社区公共服务清单等为内容,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机制创新深度融合的基层清单制,是当前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在场治理技术

国家在场是国家对多民族边疆地区治理的一种技术实践,国家在场技术实践包括经济技术、政治技术、文化技术和符号技术,其中符号技术是现代国家最具特色的治边技术,四种技术通过垂直下沉的行政网络实现对多民族边疆地区的治理.国家在场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四种治理技术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四种治理技术是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载体.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行将勃兴的"治理绩效管理"潮流——基于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预测

在行政学120多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学派的争鸣，仅仅是在不同时期管理主题变动下研究潮流的变迁。在新的管理主题下，一种新的行政学研究潮流正在酝酿。我们在统计分析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资料的基础上预测了行将勃兴的研究潮流将会是“治理绩效管理”。同时，我们大胆预测，该潮流的8个重点研究主题将会是参与式治理、治理管理、治理绩效评估、超越行政管辖范围的治理、公共与非赢利组织治理、民主治理、治理工具和IT与网络治理，并据此建议我国行政学首先需要加强这8个方面的研究。     

“技术治理”专题

<正>专题导语: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之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愈来愈受到技术的主宰,并因此型构了各种治理领域的技术治理模式及其动力机制。技术治理将引发国家治理形态的根本变迁,并具备建构人类社会新型治理形态的可能。一般而言,当下学术界对技术治理的探讨主要是从大数据对人与商业隐私的侵犯以及政府大数据开放不足等伦理视角进行分析;也有通过技术与治理的结合以及技术赋能的方式,探讨技术治理的目标、结构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对新兴技术的运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重塑了社会的面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对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构建数字智能的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为当代社会带来诸多危机与隐患，资本扩张、行业冲突、技术异化以及数据安全都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系列治理矛盾，政府需要寻化解矛盾的路径，构建强大的公权力技术体系优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