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主持下的调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主体之间纠纷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在不断地增加。然而,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尤其是调解制度,却存在着多种缺陷,这导致了大量的纠纷难以以令纠纷主体满意的方式解决。由于律师具有专业化的法律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因此,律师主持调解解决纠纷不仅具有专业性而且还具有便捷性和高效性。但是,我国目前的律师主持调解尚未制度化,这使律师主持下的调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难以发挥有效解决纠纷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律师主持下的调解进行制度化。首先,要修改相关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明文规定;其次,要在相关法律中对这一制度进行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最后,要使这一制度与诉讼制度进行有机地衔接。     

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及检察监督对策

诉讼调解制度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性,特别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调解案件的不断增加,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隐患也开始显现。因此,如何发现、避免和杜绝调解中的这些违法现象,使诉讼调解更为公平公正,化解、调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未来——回归其本质

诉讼调解是一种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它在彻底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审判方式的逐渐改革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诉讼调解在解决纠纷方面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已经使调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异化,基于此有必要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完善,使其回归其本质——纠纷解决方式.     

实现人民调解“延伸”至基层法院工作机制的思考

通过对各种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充分发挥了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的司法实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功能及人民调解"延伸"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为完善人民调解机制、构建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效衔接模式做出积极有益地探索,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大调解背景下调解与诉讼的张力及变构分析

调解与诉讼均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调解的政策依赖性极强,诉讼过于刚性,均存在自身无法弥合的缺陷,诉讼调解作为诉讼与调解的交叉,更是存在悖于法治发展等问题,倍受学界诟病。在大调解背景下,有必要厘清诉讼调解和判决的关系,解析诉讼调解和判决适当分离的合理性,让诉讼调解和判决适度分离,重构调解制度。     

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对法制发展和社会纠纷的解决都起着重要作用。但现行调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从调解模式、调解程序启动、调解期限、调解适用范围、调解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改革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探析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都是民事纠纷当事人解决纠纷和审判法官处理案件的首选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提高的法制意识,法院调解制度一方面在法院结案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另一方面,显露出制度本身的不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显得十分必要。     

论参与社会治理的诉讼调解

诉讼调解制度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审判实务看,诉讼调解当前存在法官非审判负担加重、损害一方当事人权益等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充分认识诉讼调解对社会治理的价值,进一步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大调解机制运行的现实困境及思考——以新疆喀什地区为研究样本

大调解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消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和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也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趋势。以喀什地区为样本,结合其社会转型背景,考察大调解机制在喀什地区运行中的种种困境,为焕发大调解机制的生命力,使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运行,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亟待从粗放走向规范、设计相应制度,发挥传统的家庭调解和宗教爱国人士参与调解的优势、推行和规范基层的诉讼调解点制度、不断扩大诉讼调解范围、模糊看待"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在诉讼调解中的适用等建议。     

试论离婚调解程序

本文将民事调解程序与离婚制度结合起来 ,通过对离婚调解制度的历史回顾 ,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离婚调解制度的现状以及不足 ,并借鉴西方各国有关离婚调解制度的经验与制度 ,指出当前对离婚调解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必要性 ,并提出应将离婚调解制度与诉讼相分离 ,实行调解优先等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法理基础新构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面临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日益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与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传统观点其在理论上先天性不足,不能作为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理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新法理基础应该包括:权利自治、经济效率、自由裁量和交往理性,并坚持下述限制:1.主体的有限性;2.诉讼标的有限性;3.协议内容的有限性。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及制度完善

随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快速发展,引入调解参与其中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如何规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调解适用,促进这一机制更加规范有效发挥特有价值,这一问题亟待研究.虽然我国立法层面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相关规定略显模糊,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调解制度的灵活、高效、低成本优势使其适用具有合理性,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兼顾公益保护平衡,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效果.调解制度存在的局限性,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寻完善调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启动、公告、审查等程序安排,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力争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双赢.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改革

通过对我国法院偏调解的历史成因考察,揭示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构想。     

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

我国法院偏重调解有其文化成因。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建议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以改革法院调解制度。     

民事诉论和解制度比较研究

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民事纠纷、结束诉讼的一种制度。当前 ,法院调解制度的存、改、废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仅仅就调解论调解很难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以和解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导向。诉讼和解制度需解决下列问题 :诉讼和解的性质 ;与调解、判决的关系 ;法院在和解中的作用 ;和解的具体程序 ;和解协议的效力 ;生效和解协议的救济等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借鉴国外ADR机制 完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

ADR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传统上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之外以调解或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方法,首先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美国,随即在欧洲大陆各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广为流行,已逐渐成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中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调解为传统象征.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制的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实践表明,正式的法律和诉讼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借鉴国外ADR的先进经验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发展司法ADR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民事诉讼调解机制的模式转型

运用比较法的视角对中外诉讼调解机制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进行深入分析,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解剖当前我国诉讼调解机制的缺陷及进行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并从诉讼调解、和解在纠纷解决中权重、位序的调整,调解程序格局重整、调解协议效力的进一步强化等角度论证了诉讼调解机制模式转型的路径。     

论社区调解制度及其完善

社区调解制度生长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转型期发展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社会主义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具有独特的功能与特点,当中多方面的不足亟须完善以促进其发展。完善我国的社区调解制度应加强队伍的建设,提升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加强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加强社区调解与法院调解、诉讼制度的衔接,推动调解的法制化建设。     

论人民调解中的诉调对接机制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在确立了审前分流式调解和先行调解的同时也对司法确认制度从法典上予以了确认,这为"诉调对接"的发展与完善注入新活力,提出新的挑战。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背景下的人民调解的梳理和现行法规的分析,厘清人民调解与诉讼对接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司法审查和司法确认。诉调对接的理想模式是审判与诉讼外调解相结合、相互补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