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初探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法院调解制度,但由于调解和判决同时规定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又同属结案方式,导致了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判决功能的萎缩,形成了调解主导型的民事审判方式。本文在分析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后,提出了建立“调审分离、审前调解”的法院调解制度是解决现行制度存在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现点,阐述了审前调解制度的特征和优点,论述了我国建立该制度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和改革方案。     

从美国的ADR看我国诉讼调解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从美国的ADR入手,深入探讨了我国同一民事、经济诉讼结构中调解与判决的内在冲突,并提出了解决我国民事、经济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调解规定》的背景及其意义

近年来，理论上“只有‘调审分离’才能治愈我国民事诉讼痼疾”的观点几近共识、实践中庭审功能得到过分强调，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出台《调解规定》重新强调法院调解，表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偏差。本文试图论证法院调解与判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相同本质，法院调解危机的实质是“调审合一”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本质的错误解说及其指导下的民事司法改革对西方诉讼理念及制度的部分引入所引起的混乱。     

美国调解机密性理论与实践及其借鉴意义

调解的机密性是美国调解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除非各方同意,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所披露的信息以及形成的调解协议,都不能在接下来的程序(包括诉讼)中被强制开示,作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调解员也不能披露在调解过程中获得的任何信息.我国立法中,零星体现了对调解机密性的关注,但不成系,应从引入特权形式、明确调解机密性保护的对象和设置调解与审判分离的诉讼机制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构进路的理论辨思

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会遇到目的取向、适用空间和制度定位上的争论。与民事诉讼调解不同,行政诉讼调解并不完全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而更主要的是弥补现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上的不足;由于行政主体往往在事实上对于所有的行政纠纷都有首次判断权,在与司法关系的处理中往往会使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空间有适度的开放性;为了更为彰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应该明确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定位,处理好与撤诉和判决的关系。     

民事诉论和解制度比较研究

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民事纠纷、结束诉讼的一种制度。当前 ,法院调解制度的存、改、废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仅仅就调解论调解很难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以和解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导向。诉讼和解制度需解决下列问题 :诉讼和解的性质 ;与调解、判决的关系 ;法院在和解中的作用 ;和解的具体程序 ;和解协议的效力 ;生效和解协议的救济等     

劳动争议“诉调裁”对接机制研究

本文从调审分离的视角入手,提出合理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机制:依据案件是否经过调解作不同的分类处理,在诉讼前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诉讼立案时建立立案调解及速裁机制,诉讼中以诉讼和解机制代替诉讼调解,并设置专门的调解组织,使主持调解的组织和人员专门化。     

浅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笔者分析了调解制度存在的审调不分、强制调解、当事人反悔三大突出问题,指出调解制度要走出困境必需建立审调分离的制度、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和建立诉讼和解制度。     

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模式之选择

调解成为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权的主导性运作方式，这是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的特色，并且这一特色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在我国，诉讼调解和判决是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没有主辅之分，不可偏废。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改革

通过对我国法院偏调解的历史成因考察,揭示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构想。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治安调解：建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考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治安调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追求秩序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持是治安调解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它更符合人性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与诉讼相比更符合人性的尊严和社会的福祉;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及治安调解的便捷性与经济性决定了治安调解在维系和谐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论参与社会治理的诉讼调解

诉讼调解制度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审判实务看,诉讼调解当前存在法官非审判负担加重、损害一方当事人权益等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充分认识诉讼调解对社会治理的价值,进一步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院调解改革新论

调解主持人员的双重身份、法院的职权主义都不是我国法院调解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强制性是法院调解运作的基础。我国法院改革应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导向,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机制。     

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

一现行法院调解的性质界定法院调解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的争议，进行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产法院调解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所进行的诉讼活动。调解是相对判决而言的，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调解过程中，不论当事人是否达成协议，这种活动本身就是诉讼中的调解。其次，法院调解也是终结案件的一种方式。法院审判人员通过对当事人讲解政策法律和进行思想疏导，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终结…     

我国法院调解中强制性因素的合理界限和制度构建

法院调解是否应该注入强制性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由于法院调解本身难以避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为了促进案件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并且缓解某些案件不宜作出判决的压力,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适当注入强制性因素是比较务实的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国家主流发展趋势。如何防止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向强制调解转变？应当正确厘清自愿原则、制度性强制及蛮横调解的界限和关系：规范调解强制性,杜绝蛮横调解;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为缓和调解中＂合意的贫困化＂态势,必然需要牺牲调解的部分灵活性、注入强制性因素并对强制调解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与完善,以此保证法院调解走向程序化、制度化。调解前置范围适度扩张、法院可依职权优先启动调解、加强法官对调解过程的控制、建立代替调解的裁决制度等措施值得尝试。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论诉讼调解中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

诉讼调解复兴是和谐社会政治语境下司法政策的相应调整和过度反应，同时存在具体制度方面的趋动力。诉讼调解异化为一种方便审判权行使的手段，成为法官追求办案结果或效果的工具，因而导致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民事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审判权本位。当事人处分权虚化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破坏了诉讼调解的公正。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弱化法官的调解职权，使审判权为处分权提供保障，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回归民事调解的基本原则，恢复诉讼调解的灵魂。     

论诉讼调解监督路径之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常会被当事人恶意利用，来实现个人的非法目的。同时，诉讼调解存在不自愿、不合法、违反程序、无法执行等问题，尤其是诉讼调解有时会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由于案外人不能中请对诉讼调解案件进行再审，法院一般也不会依职权启动调解案件再审程序，因此，检察院对诉讼调解的监督十分必要。无论从诉讼调解的性质、缺陷还是审判监督的走向来看，强化人民检察院对诉讼调解的抗诉监督有充分的法理及现实依据。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调解的监督，应全面落实对诉讼调解的抗诉权，进一步细化抗诉事由，规范检察建议的运作，发挥其便捷、高效功能，强化检察建议对诉讼调解案件再审的引导作用。     

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

我国法院偏重调解有其文化成因。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建议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以改革法院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