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创新?——善治视域下的协同路径探析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供给,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也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善治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可以为解决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我国当前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供给主体间存在的供给交叉或供给真空状态愈发明显。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善治角度区分政府组织间及政府与其他组织间两种不同的协同供给机制。多政府协同供给要重视政府间协议并强化府际关系网络。而在政府与其他组织间的协同供给中,多政府协作承担城市群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基本供给责任;多市场协作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并加强自身监管;多非营利组织协作灵活应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足。     

实现路径、结构变革、行动主体与供给方式——服务型政府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四维辨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已成为学界探讨政府改革的热门话题,也是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范式。理论逻辑中的服务型政府,着力于重塑政府与公民关系、追求公平与正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等四个方面。而实践逻辑中的服务型政府,侧重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再造政府流程和结构、促进政府透明行政和推动政府协同治理等四重面向。撷取实现路径、结构变革、行动主体与供给方式等四个视点,对服务型政府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进行四维辨析,希冀两者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调适与有效链接,以期对推进当下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所裨益。     

组织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多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

公共服务多主体参与供给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也注重采取多主体参与供给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发挥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并将他们吸纳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但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水平滞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还需要各个主体间有效互动产生相乘效果。构建良好的供给主体间的关系成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要求。组织间网络理论作为分析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与公共服务的多主体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可以在多主体参与供给的基础上建立不同主体间的组织间合作网络。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构建应从网络的行动者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着手,包括行动者的选择和网络结构的设计。网络行动者的选择应考虑网络供给主体的目标、过去的合作关系及网络行动者的资源。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在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政府主导的网络结构。     

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新时期,我国政府管理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与人民满意的政府。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即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为此,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公共权力体制,基本建成有限政府,基本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建成大部门体制,基本建成科学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基本完善具有约束机制的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体系,基本建成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关系调适与功能优化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及功能优化一直以来都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供给"单一中心"与"多元主体"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单一主体供给模式已经不适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必须建立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供给模式,这也是由公共服务本身的多元化特性以及各国改革经验决定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提出使我国公共服务多元参与体系有了本土化的理论依据,也为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关系提供了思路。未来应结合社会治理重心转向与国际公共服务领域的整体趋势,分别从政府、市场、社会入手,树立新安全观与新公平观、融合公益目标与市场机制,进一步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从而提升供给效率、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新时代我国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的基础保障.近年来,江苏各级政府及统战侨务部门在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建立了为侨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健全新时代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优势,增加为侨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确保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享有公平可及的高质量公共服务.     

论基层政府党政关系的结构调适与职能均衡——超越传统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路径

政治与行政二分问题始终是行政学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政治与行政二分主要是党政关系的分离与协作,需要超越传统的理论进行分析。政治与行政两者的关系是既相互制衡而又相互协同的整体,在不同的政府体制和不同的层级政府之间其关系形态结构并不相同。当前,我国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实情况是基层政府党政职能关系交叉和组织重叠,导致党政关系出现缺位、越位和价值移位等问题。基层政府治理问题首先需要矫正党政职能关系和组织结构,并实现党政关系和职能更加有效的分工与协同。     

论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战略及实现路径

"有限"、"有效"和"有为"是行政体制改革时间光谱和知识图谱上的三个关键词.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新一轮的变轨与重塑周期,聚焦统筹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锚定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瞄准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时间光标沿着组织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的主线稳步推进,这不仅是行政资源优化配置与迭代升级的过程,也是行政改革目标体系、战略重点和改革路径重塑与再造的过程.其中,建设"有为政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指明了方向.为此,要以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和"社会有力"相融共进为基本目标,以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战略路径,以促进"跨界协同"作为战略重点,以深化集成改革作为基本策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     

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合作基础研究

在当代中国,区域政府间合作成为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重要手段。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间合作有多种基础:基于行政职责形成合作关系;基于法律形成合作关系;基于契约建立合作关系;基于相互信任形成合作关系。     

深化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思考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既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第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保障治理自身体系的完善。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谋划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法治保障、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第二,深化社会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效率和公平性。一是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构建体现社会服务技术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二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建立竞争性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三是积极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努力开创社会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径。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门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要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分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内耗不断会引发国家衰败;中央部委之间的管辖边界和职责交叉难以厘清,部门间争议由此产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中央部委带来机遇与挑战,要积极应对首都行政功能疏解,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界定及其实现机制——基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视角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传统上由政府直接生产来供给公共服务的做法存在诸多弊端,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和企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在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提高行政运行效率等方面作用较为明显,但政府也面临对市场主体存在认知盲区、权力寻租和监管难度大等困境。对此,要明确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将基本公共服务生产的透明度、基本公共服务对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要程度、基本公共服务生产市场的成熟度、政府对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生产的市场主体的监管能力等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能由市场主体来生产的判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路径。     

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构建——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社会组织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后者取决于合理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相互依赖性—组织自主性"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划分为寄生、共栖、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类型,其中对称性互惠共生是社会系统中组织间关系的高级形态,是共生关系演化的最终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表征为社会组织的高自主性和其与政府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在构建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平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一种嵌入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创新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民众满意"和"质量至上"是其明确目标,具有精准识别对象、精度适配模式、精细管理过程和精益评估绩效等显著特征。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以人的最终诉求为行动指向,通过创新社会体制机制、稳固治理基础,运用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的治理工具,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考核性的治理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宜适性是对精细化治理是否适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初步判断,由精细化治理效能、治理供给力、治理驱动力和治理引导力耦合形成,这四要素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宜适性判断结构框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系统拥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层次,其中,横向水平内容包括对象精准、内容精细、目标精确等三个层次,纵向垂直过程包括前提(治理主体)、基础(服务需求测度)、条件(靶点识别)、核心(模式和路径)、保证(精细化管理)等五个层次,横纵两条脉络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系统结构框架。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合同制管理

公共服务是当前我国政府履行职能的薄弱环节,公共服务合同制管理是一种将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功能优势互补的复合制度安排。建议将公共服务合同制管理纳入行政改革的总体框架,统筹设计,实现公共服务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开,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多元并存、竞争发展。     

创新“两委两站”工作模式 完善社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为例

社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引发了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以需求为导向、推行"两委两站"模式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改革初期基层政府要搭好台子、建好机制,行政手段要适时逐步退出并强化事中指导和事后监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放手让社会组织走到前台,弥补行政手段的缺失,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国家治理体制改革中党委、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定位——基于淮海路街道改革的经验研究

党委、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是指在治理体系结构中的组织定位和在治理能力结构中的职能定位。不同主体各有其基本的组织形式与职能任务,党委是联系各方成为统一体系的组织枢纽,履行领导各方的政治职能;政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履行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社会主体是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自主成员,履行协同党委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职能。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就是要设定组织与职能建设的新规范,优化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从而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