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约束与公民参与：合作治理中的有效决策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公民参与角度入手探究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问题，而忽视了公民无序参与和由此带来的无效决策问题。因此，应当将合作治理的公民参与研究范式转向有效决策研究范式。政策决策中的质量约束、结构约束、时间约束和可接受性约束深刻影响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公共决策部门应当综合判断政策约束性和公民参与类型，进而采取合适的有效决策模式：低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集中式自主决策模式，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中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分权式协商决策模式，以推动决策执行为目标；高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放权式公共决策模式，以促进公民自治为目标。基于平等、包容、理性和尊重的有效决策才是实现合作治理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策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面临民主化程度低、官本位思想严重、利益集团控制、制度设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公民参与能力低和社会缺乏契约精神问题,需要全面认清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现实困境,扫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障碍,切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资源和分配公共利益的作用。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潜在缺陷探析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也存在着潜在的缺陷。如何既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的价值功能,同时又尽可能避免、减轻其负面影响,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根据政策制定的实际,根据我国现阶段公民参与的现实状态构建有序、高效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模式是我们研究者与公共管理者需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南宁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南宁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切实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但目前在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机制和参与效果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必须积极探索政府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举措,从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行政常态。     

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要承担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决策者、管理者、监督者的职能，同时要注重研究和利用公民参与的主体组织形式、参与内容以及参与方式。公民参与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公民个人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参以及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参与。参与内容主要有：参与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参与文化活动的举办、文化成果的创造、文化设施的建设；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公众参与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关键公众接触、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公民调查、由公民发起的接触以及协商和斡旋等。     

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范式分析

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范式根据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不同而不同,在传统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型中公民的参与范式是被动参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中公民的参与范式是有限参与;后现代行政学认为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中公民的参与范式并没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精神,提出公共政策应在“公共能量场”中制定,公民在这种模式下的参与范式应是全面参与。     

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是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公民参与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与公众高涨的参与热情相冲突。应该在充分肯定公民参与价值的基础上,区分政策类型、寻找灵活的参与方式,满足公民参与的要求。从多方面努力,建立起有序的、常态的公民参与体制。     

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反思——读《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有感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制约、制度化建设不足和公民参与素质不高的原因，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研读。该书给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完善带来了观念上和实践上的启示。观念上，管理者和研习者分别要更新管理观念和研习观念。实践中，决策参与的制度化和决策参与技术需要再思考。     

政策企业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及其启示

作为个体参与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企业家在现代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利益分化以及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政策企业家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很多领域也越来越活跃。研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以及政策企业家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公民政策参与:实然描述、应然指向及行为改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可以使决策过程更为民主、更为有效。政策参与不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公共责任。当前,我国公民的政策参与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公民参与深入发展的现实困境。因此,需要在应然层面合理定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目标指向,走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认识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公民以及心理文化等层面多点突破、合力共进,探索实现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     

试论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出现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的碎片化,公民社会也随之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策过程,即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督和政策终结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如扩大了政策制定的主体范围、促进了政策内容的科学与合理化、改变了政策制定模式、促进了涉及相关利益的政策执行的顺利实现、私立性妨碍了政策执行、参与的不平衡导致政策评估的不完全、完善了政策监督机制、缺乏合法的监督途径使得监督力不足、积极推进了无效政策的终结等,加强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探讨其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为公民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能促进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并且对政府治理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作用,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公民参与的渠道日益拓宽,但现行的公民参与制定政策尚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     

科技扶贫政策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扶贫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关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1985年以来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轨迹和结构特征进行梳理是深入研究科技扶贫的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85年至今中央层面颁布的科技扶贫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呈现低位徘徊—平稳增长—阶段回落—稳定发展的四阶段特征;政策制定主体表现为松散的"简单多元决策"特征;政策制定主体协作表现为简单二元网络决策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使用上,表现为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激励性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不足等特征。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效率、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处于较低水平且面临许多困境。因此,应多种途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渠道,规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行为。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参与越来越被视为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水平偏低、传统行政文化束缚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公民参与程度普遍偏低、参与质量不高、参与渠道比较单一而狭窄、非制度化和无序的公民参与仍然比较普遍的问题。因此,保障和扩大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需要政府加强制度设计和供给,同时需要激发公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构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     

探析“微博问政”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公民参与政府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微博问政”作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种新方式,对政策制定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据此分析公民通过“微博问政”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参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公民参与下的政府危机管理

公民参与下政府危机管理对于解决"政府失效性"问题,提高社会自救助的能力和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的忽视、公民自身参与意识的淡薄以及国家缺乏相关方面政策法律的保障,使得我国公民在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许多困境。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从政府、公民自身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三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公民参与政府的危机管理,推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事业的发展。     

我国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探究

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关涉公民切身利益、党的执政根基、重大决策风险﹑核心价值融合与社会稳定等,公民参与协商愿意强。其协商状况最易于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优劣真伪。优化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是深入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意义重大深远。我国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主要存在“决策型,动员型与咨询型”三种内生模式、“建议型、压力型”两种外生模式与融合型模式;内生型是我国的特色与优势,融合型是一种典型的基层公共协商模式,外压型易于滋生不稳定因素,但它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效协商模式。中国特色的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长效系统运行机制,能不断优化各种模式,实现内生型模式与外生型模式有效对接,有效遏制外生建议型向外生压力型的恶性转化,能不断增强内生型模式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浅析公民参与和公共管理的实现

公民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广泛的公民参与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因此,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为公民参与扫清障碍,拓宽公民参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