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参与和协商治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和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要使协商民主成为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制度化、常态化的模式,可以从建立协商民主考核机制、设立明确具体的协商民主程序、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培育社团组织和建立规范的协商对话的教育培训制度等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争取维稳与维权的和谐共赢——基于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当前,在民众以群体性事件等方式维权的案例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既要维稳,又要维权,就给我们提出了争取维稳与维权和谐共赢的课题。只有正确认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认真分析造成维稳与维权矛盾的原因,倡导政府法治维稳、民众法治维权,才能争取形成和谐共赢的局面。     

完善对话协商机制 妥善化解社会冲突——快速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问题研究

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多发,考量着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如何有效地预防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党员干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我们课题组利用党校学员遍布基层各行业的优势,采取问卷调查、专题座谈和查阅有关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我们认为:应对群体性事件关键在于完善通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和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治的轨道内解决冲突,用对话化解对抗。     

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特点

协商治理,是政治主体基于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或者协调分歧,以实现国家和公共治理利益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中国的协商治理产生于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国情、政情、社情和民情,在长期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它既是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还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和保障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界别、政府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网络时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思考:“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的来临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成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在网络时代,“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众被动参与阶段、公众主动参与阶段、合作治理阶段.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网络参与制度化,与传统协商制度互补;重视公众参与结果,提升政府的回应力.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六大机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维稳工作的重要任务.为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维稳工作应重点建立六大机制,即利益公平分配机制、诉求回应解决机制、风险预防预警机制、危机妥善处置机制、舆论正确引导机制和事后责任追究机制.     

政治发展视域下的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及其消解

在传统统治观中,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是消极和破坏性的,依靠强力的刚性维稳成为应对这类事件的普遍选择。但从政治发展视角看,在民主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社会改革内生动力缺乏的现实中,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扮演了要求、发动和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角色。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在于不断突破传统管控体制的单一模式,成为促使中国社会转向新型善治的原动力,倒逼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进而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只有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厉行以确认和确保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法治,推进以开放社会发展空间和提升公民参与实效为重心的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议题

强调话语为中心的协商已经成为当前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多元而创新的实践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也勾画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城市社区探索形成的"公民论坛""议事会"等实践模式成为当前协商治理的具体形式,在增强居民参与、提高政策合法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建立在我国政治语境研究基础之上,是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理论相互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协商治理提出的背景以及实践形态进行分析,以"协商"作为出发点解析协商治理的深刻内涵,当前城市社会协商治理的关键和重点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协商性与合法性、监察化与制度化、协商程序与结果质量以及相互理解与公共责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参与式预算:困境与出路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公共预算、民主预算的制度,其建立在平等参与、协商对话、理性辩论、偏好转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温岭的参与式预算经历了十年发展后,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绩效,充分展现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遇到了困境。通过多重制度创新来化解参与式预算遇到的难题,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践行,提升基层协商民主的治理绩效。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群体性事件治理方略

文章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和客观积极作用作了分析,认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经验是正确决策、落实政策、超前疏导、依法办事。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应妥善处理预防与处置、宏观预防与微观预防、原则性与灵活性间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政策激励型表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农村正在出现一种“政策激励型”的群体性事件,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调查发现,农民通过群体性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谋取利益。分析认为,农民利益诉求是国家惠农政策激励形成,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其形成的心理和文化基础,维稳高压的政治生态则提供了制度空间。“政策激励型表达”突破了“被迫反应式”的“维权抗争”范式,提供了理解农民利益表达行为的新的分析框架。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探索:价值、缺陷及路径优化

公民对传统预算决策体制的不满以及参与式治理在地方治理变革中的运用,直接催生了参与式预算的产生。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政府预算改革引入参与式预算提供了借鉴。参与式预算是我国地方参与式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参与式预算的探索,深化了基层自治的实践,激活了基层人大的预算审议和预算监督功能,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利益调整和社会稳定。但我国参与式预算的探索在制度化和代表性上依旧存在严重的不足,所以参与式预算改革需要针对这些不足,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并结合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评估这三个主要阶段进行路径优化,以此提升参与式预算在地方参与式治理中应有的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