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视域中我国低碳政策工具的运用

低碳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低碳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域分析,政策网络中不同类型的低碳政策工具的适配性呈现明显差异.从低碳政策问题中行为者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关系及低碳政策工具的类型出发,我国当前要系统化设计和运用强制性低碳政策工具,加强相关政策的包容性；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规范混合性低碳政策工具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政府在自愿性政策工具运用中的重要引导和协调作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低碳事业的政策环境.     

我国PPP政策协同分析——基于1985—2017年国家和部委层面的政策计量

通过筛选梳理1985—2017年间的国家层面PPP政策文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将定性的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的数据,建立了政策协同分析"时间和数量—政策主体—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政策协同分析法,从五个层面对PPP政策协同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各维度的协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我国PPP政策在时间维度、主体维度、政策工具维度的协同性等方面都存在欠缺。针对PPP政策协同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提高PPP政策的环境匹配度,加强部门间协同,平衡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加强顶层设计等加以化解。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中国社会政策演进、焦点与建构

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尚属发育中未成形的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发育的环境,是由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新迹象培育的。尽管迄今社会政策在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住房、教育、社会福利与老年人服务、反贫困等领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着城乡就业结构性失衡、阶层结构畸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不公等结构性社会问题。2005年间民众围绕重大问题的自发争论,反映了人们对于政府分配资源方式的不满和对政府调整权力、承担责任的期待。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政策价值观的缺失。它带来的社会代价广泛而深远,其渊源一是迷信市场,二是迷信政府。建构中国的社会政策,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制衡作用,充分认识政府在社会政策中的主导作用;进行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建构社会政策的元政策;加强政府自身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组织和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创新研究,同时,也需要公众自觉地为追求社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     

社会回应政治：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与功能进阶——以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党建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是观测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党建如何走向治理中央的关键维度。但现实中对于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窄化”。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组织党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建构了“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的分析框架,以Y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实践和治理过程为例,从治理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党建,也从党建本体角度观察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引领功能与治理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一个多重逻辑的“同构”“叠合”过程,存在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     

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从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走向中心,成为共青团主导的青年工作格局中的重要一员。在实践中,共青团在扶持和培育青年社会组织方面仍存在合法身份、角色定位、不确定性、工作能力等问题。共青团必须遵循社会组织的逻辑,加强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赢得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从基层重塑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形态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领域形成了四种相对成型的党建工作机制。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强调政党的服务功能,促使基层党组织开始由组织管理转向对党员和群众的服务;区域化党建,从党组织引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发挥党组织联动效应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网格党建,强调党组织讲纪律讲责任的组织特征,使党的政治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相结合;枢纽型党建,通过枢纽平台的建设,加强党组织在社会中的延伸,同时推动党的组织体系的发展转型。这四种机制与传统的单位党建一起,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的主要形态。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     

为社会组织构筑党建“红色阵地”

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对于引领社会组织正确发展方向,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有着重要意义。社会组织应积极调整党建工作思路,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工作形式,利用多样资源,打造"红色阵地",通过提高党的建设能力推动社会组织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党建“全覆盖”助推南山基层治理创新

正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建设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要把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紧密关联起来;第二,要把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第三,要把基层党建工作重心放在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建设上。围绕上述要求,深圳市南山区基层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创     

新时代加强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最根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基层党建工作全面加强、不断进步,社会治理有序推进、健康发展。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逻辑解构与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的主要目标以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等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合力,而如何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不仅是理论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更是实践工作者亟待突破的现实难题。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农村基层数字党建的运作机理与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提出，要求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在1.0版本传统党群工作、2.0版本“互联网+党建”的基础上，迈向3.0版本的数字党建。数字党建是有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型驱动路径，其内在逻辑在于，交互性数字空间能够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扁平化组织结构能够助推组织层级精准管理；智能化数据运算能够赋能组织智慧决策监督；协同性数字平台能够加强党建引领效能转化。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需要构建“数字化—数据化—平台化”三维思维，逐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精准性、智慧性、引领性，推动农村基层数字党建由初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     

我国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若干问题研究——基于2000—2013年相关文献的分析

加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新时期基层党建的重大课题。党组织在新社会组织中扮演着服务者、引导者和监督者、信息整合者、教育者和管理者等角色。目前，我国新社会组织党建存在着枢纽型、区域型、部门型等工作模式，但仍然面临着功能定位模糊、管理相对混乱、重视程度不够、保障条件缺失等现实困境，亟须在党建理念、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工作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以扩大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陕西社会组织实现从量到质向健康有序的根本转变

正近年来,陕西省民政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陕西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坚持党建引领,强化规范建设,促进效能提升,发挥服务作用,推动全省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新方向"陕西省坚持党建引领,以"评星晋级、争创双强"活动为抓手,积极探索新模式,逐步实现社会组织党建系统化建构、专业化提升、职业化保障与制度化发展。     

用好党建“基站” 夯实基层基础

正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各项工作落实的基础。新时代推进基层党组织建优建强,既是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现实中,不同类型党组织的建设质量差异往往较大,一般来说,机关单位基层党建整体质量较高,农村(社区)单位党建质量相对低,"两新"组织党建质量参差不齐。自2018年起,无锡市将建设基层党建工作指导站作为基层党建"三项工程"之一,明确提出三年建成100个基层党建工作指导站。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基站"已经成为无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策偏好浅析

本文探讨了分析政策偏好的途径选择 ,同时通过对我国政策偏好形成过程的初略考察 ,认为社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是影响政策偏好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 ,而决策者个人价值取向只是影响政策偏好的次要因素。要使公共政策能更多地包容社会各利益团体的观点 ,体现更多人的偏好以寻求社会的支持与认同 ,关键还得着眼于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机制建构:以广东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多停留在应然层面的探讨和在零散案例的呈现,较少基于宏观案例及其微观实践进行整体机制分析。近年来,广东各地方通过实践探索出标准化的组织嵌入、统合式的重心下移、居间式的规则协同、近距性的服务供给和试点型的标杆示范等机制,这些实践为深入探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研究靶向,为研究正在兴起的"政党统合社会"关系模式提供了分析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