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权力与紧急状态立法

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紧急状态立法,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将法治原则运用到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得政府的权力不仅在平常时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即便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使紧急权力,也不应当违反法治原则而随意创造紧急权力和滥用权力。紧急状态立法的宗旨,就是通过立法形式规范政府的紧急权力。从紧急状态立法形式来看,紧急状态既可以在宪法中加以规定,也可以在法律和法规等形式中加以规定。但是…     

紧急状态立法的双重价值及其矛盾的平衡

恢复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是紧急状态立法所追求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但二者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可以通过规范紧急行政权的滥用和赋予公民紧急对抗权等途径予以协调。     

解读第四次修宪的法治亮点

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已经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毋庸置疑,现行宪法的第匹次修改将成为2004年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依笔者之见,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第四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个方面。     

法治文化视角下官民矛盾的预防化解之道

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矛盾凸显期,诸多社会矛盾频发,其中官民矛盾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从法治文化的视角看,官员治民文化与依法治官文化的矛盾、官文化至上与公民权利意识的碰撞、实体法治文化与程序法治文化的对立,以及公权力主导与民主参与期待的冲突是当下中国官民矛盾频发的主要成因。要实现官民矛盾的预防化解,就必须在法治理念上,从官员治民向依法治官转变;在法治关系上,由官民对抗型关系发展到官民合作型关系;在程序价值上,从实体法文化发展到实体法文化与程序法文化并重;在法治路径上,由官员主导发展到公众参与。     

法治的语境

正法治文明之于西方是一种历史的应然,换言之,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被视为其历史文化进程中自然生长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他们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肇始于西方的法治文     

建设"法治宁波"与构建和谐社会

本文对建设"法治宁波"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一致性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维系中法治的基础地位,从解决构建和谐宁波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需要入手,强调法治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意义,并就建设"法治宁波"、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具体建议.     

论“实质法治”:概念与价值——从中、西法治概念的历史与差异切入

中、西法治在概念与内涵上存在巨大差异。具体来说,传统的中国法治是在"法治"概念下的"人治",以义务为本位,强调官僚特权;而西方的"法治"则注重"规则"的作用,以权利为本位,保障公民平等。"实质法治"这一概念既继承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法制,也吸纳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是适合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法治"概念。     

中西方治国之道的传统与变迁

德治与法治在中国与西方存在历史传统上的差异,作为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两种治国之道,在中西方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迁。现代国家要通过互相学习和借鉴,找到德治与法治结合的最佳途径。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中国法治实践

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新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治是有别于西方的法治的 ,但中国在进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要借鉴西方的法治理论 ,从而独立发展出中国自身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还需关注其道德内涵——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礼法合治”思想的启示

就社会治理文明历史传承而言,西方法治文明大厦是建立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及其衍生的思想成果之上,并形塑出西方法治今天之样式。而华夏文明之"礼治"传统及其伦理哲学在历史上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及文化特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华夏治理文明呈现出重于"德"而轻于"法"的制度及文化表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华夏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法治文明的文化融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特别是认真汲取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重视"礼法合治"思想的有益成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执政需要把握的几个重要关系

党要执掌好政权,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一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关系:一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二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关系;三是执政成本与执政成效的关系。     

法治理性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的兴起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法制基础,更需要“法治”基础。在探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关性时,应重视法治理性的维度。法治理性是市场经济模式发生与运行的重要化基础之一,它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人道根基。在西方,法治理性的社会化是通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和罗马法私法原则公法化来完成的。法治理性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形成、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局部执政时期开始，就积极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构建了中国特色政权结构模式和执政党执政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稳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逐步走向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不断地走向宪政化。     

培养法律信仰,促进西部开发

法律信仰是法治“硬件”建设的“软件”支撑体系，是西部大开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在精神支撑，而西部地区法律信仰现状则不令人乐观。因此，必须从增强立法者、司法人员、领导干部、民众的法律信仰入手，才能创造出良好的法治环境。     

重大疫情与农村治理:常态做法与改进路径

重大疫情是对全社会的挑战,而农村基于村庄的零落性、群际的关联性、个体的自在性特点,遭受的挑战极大。农村应对重大疫情有些常态做法,但基于人财物等制约,这些做法可能会呈现出治理手段的绝对化甚至极端化、治理中虎头蛇尾以及疫情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农村重大疫情治理必须立足农村实际,放眼整个国家,从政策关注到农村自身能力提升全方位着手,将风俗习惯与党纪国法结合起来。     

推动马克思主义有效传播——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视角的省察

推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组织核心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是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的宪政分析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实质是依宪治国,法治与宪法和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法治的基本要求是通过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而这一目标,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真正完全地实现。法治的落实,首先要求有一部合乎宪政精神的宪法,只有在宪政条件下的法治,才是完善的法治;只有宪政保障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真正推动法治的发展,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我国已经开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坚定地贯彻实施宪法,实行宪政。     

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指南

十六大报告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指明了方向,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前提;认清党的执政依据,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核心;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要解决的新问题;明确党的执政任务,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关键;完善党内民主,也是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     

执政党与司法机关关系新模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与司法机关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要正确处理好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改革和完善执政党对司法机关领导方式,努力形成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合理关系。     

从治理工具的角度透析政府规制实践

从治理工具的角度来把握政府规制,研究规制工具在国家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借鉴西方国家政府规制的经验,研究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取向与策略将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建立和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