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不能以应急思维建设应急法治

"紧急状态无法治"早已成老皇历,法治不仅是常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人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必然选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既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公共治理的智慧。疫情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献计献策,探寻疫情防控之道,"法治"成为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连日来,法律界和社会舆论提出了诸多法律上的意见建议,从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到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完善,尽快健全我国应急法治成为共识。     

关于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制度设计

随着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的深人推进和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政府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思维及法律方式来解决公共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处理重大复杂疑难社会问题、政府重大工程决策、突发公共事件时，开始借助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力量来化解、减少政府管理中日益突出的法律风险。     

运用法治思维 推进疫情防控

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社会从常态转入应急状态情况下给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检验法治状态和推进法治发展的难得机遇。基于此,必须坚决贯彻法治思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应用。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公权力的任何决策和行为必须符合合法性要求,并从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等五个方面给予审查。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审视、完善以推进法治进程。     

突发事件,一小时内上报——解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自2003年5月12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共6章54条，包括总则、预防与应急准备、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理、法律责任、附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条例》的公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原则和各项制度、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还明确了违反《条例》行为的法律责任。     

栗战书: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法治防线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立法修法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多次强调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要求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和法律体系建设,就疫情防控、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国家生物安全等提出立法任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理解和推进立法修法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构建合理的行政应急权力的法律保障机制十分必要。现代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实现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平衡便成为核心问题,对此应当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应当限制和保护的范围,建立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试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制建设

本文简要介绍了有关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有效反应机制与立法，认真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根据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新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宋华琳:依法防控公共卫生风险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框架,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设定与实施,不宜以"逸脱"于法律规范之外的形式展开。应尽量恪守《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的规定,视疫情进展,及时将H7N9型禽流感界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法定类别传染病,并依法设定和实施相应的防控措施,从而确保依法防控公共卫生风险。     

法眼看非典（下）——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四、关于卫生部门职责的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作为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部负有重要职责。《应急条例》明确规定:①卫生部要在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分类指导、快速反应的要求,制定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实施;②卫生部要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告规范,建立重大、紧急疫情报告系统;③卫生部要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立即向国务院报告;④卫生部要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报和信息发布工作;⑤卫生部要对新发现的突发传染病,及时宣布或提请国务院宣布…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法律对策

由2003年暴发的"非典"所催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于迅速控制和主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确实起到了有效作用,但由于这部行政法规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着较大冲突,因而也影响了法治的统一。《突发事件应对法》是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部应对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四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基本法律,它的颁布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突发事件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试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制建设

本文简要介绍了有关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有效反应机制与立法 ,认真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根据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新规定 ,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追踪和预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同时也反映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之处，致使个人信息泄漏、非法提供、数据滥用等事件频发。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为切入点，推动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完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程序，构建成熟的个人信息监管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实现个人信息共享和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公共卫生法治的自反性现代化境遇与因应

自反性现代化认知框架下，公共卫生法治的变革是由演进中的风险社会这一宏大话语或叙事主导的。中国式自反性现代化独具的多重自反性，造就了公共卫生风险的结构性悖反、时空远距化、主观建构性等特质。对公共卫生法治的解构与建构应秉持追求生存安全性和社会控制的价值理念，倡导通过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高效防控。具体的实现进路是：首先基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考量，从公共卫生法治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绩效，建立科学高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统一的网格状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其次要打造安全型政府，强化激励性规制机制的效用，并合理平衡应急状态下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坚决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后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熔铸公共卫生安全的复合治理机制，凸显公共卫生风险文化建设和国际合作一体化。     

疫情防控也是“法治大考”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在向战斗在一线的抗疫人士致敬的同时,也让全体国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和洗礼。以法治新闻的角度看,理性法治思维治理,规范自身言行,守好法治底线,也是另一场"法治大考"。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

以PX项目争议为代表的公共事件显示出当下公共治理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民粹倾向,对合理考量具体项目进退、提升民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均带来了严重妨害。长期以来政府对封闭式经济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专业化与组织化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利益复杂和分化格局下法治共识缺失,是民粹倾向愈演愈烈的根由。应基于公私融合的客观背景,重构符合公共治理实践需要的法治共识,以强化政府担当为核心重塑政府公信力。应完善政府决策的立法,加强对规划制定及变更、规划环评的法律监管,重点完善既有法律规范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引入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急治理与纠纷解决等制度,合理应对民粹倾向及行动,促进公共治理的科学、民主与法治。     

强化人大应对疫情防控的法治保障

疫情阻击战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战争,在这特殊时期,更加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疫情防控中急需的法治需求,为依法战“疫”提供应急、及时、有效的立法支撑。     

重大突发事件中金融应急管理权的法治化

重大突发事件中金融应急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破解突发事件带来的“需求抑制”。必须将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应急管理权纳入法治的框架,通过对其进行权力谱系的解构,实现金融应急管理基本原则、权力主体和行为治理的法治化。我国重大突发事件中金融应急管理的法治化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从实际金融结构出发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一致行动并保持透明度原则。在主体选择上,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应急管理委员会模式。在权力治理方面,应按照前瞻性指引和紧急窗口指导行为、紧急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紧急金融市场规制行为、紧急金融救助行为等权力类型,分别纳入相应的法律治理轨道。     

贯彻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3年5月12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应急条例》),进一步深化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法制化管理,也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为依法防治“非典”等突发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贯彻实施《应急条例》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笔者结合学习《应急条例》和参与起草本市(上海市)的《上海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