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发展转型与政府治理过程创新:逻辑、问题与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都市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由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当代中国大都市正在由传统外延式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大都市发展新模式的实现需要政府治理职能的履行过程予以具体推动,而传统刚性和被动应对式的政府治理过程不仅不能适应并推动大都市发展转型,也不能推动大都市问题的结构性解决。要有效适应并主动推进大都市从传统外延式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就需要根据当前政府治理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从政府治理理念、行为和流程层面系统推动大都市政府治理过程的创新。     

政府内部行政智慧化的探索与深化

内部行政智慧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内部行政智慧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职能智慧化模式、产品智慧化模式以及用户智慧化模式。从地方实践来看,内部行政智慧化仍面临标准统一挑战顶层设计、技术进步挑战管理转型、数据协同挑战治理机制、长期发展挑战可持续性等问题,亟需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深化内部行政智慧化建设。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厦漳泉同城化背景下厦金合作析论

厦漳泉同城化在建设闽南大都市区、推进闽南金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对区域社会整合发展、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保护提供新契机。而作为区域核心城市的厦门，则负有带动大都市区域经济集聚发展、引领区域社会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值此背景下，“厦金合作”将拥有更广阔的腹地支撑和发展纵深，同时也应赋予更高的发展立意：不只是经济合作诉求，还应着力在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多元推进。厦漳泉同城化为厦金合作提供了新的作为空间，也为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以同城化理念贯穿厦金合作，推进“厦金同城化”，进而“厦漳泉金同城化”。这一新思路，对于促进海西建设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     

新媒介环境变迁视域下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

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依赖于社会信息的传播范式及其过程,必须深刻认识网络新兴媒体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动,根据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加强和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一方面是由于新兴媒介环境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和信息沟通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中事件信息传播相对闭塞、影响范围有限的封闭环境,直接引发了政府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从政府媒介治理的视角上分析,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执政经验还不足,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信息的调控和引导还不适应,执政能力有待创新和提高。因此,必须进行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管理创新。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管理创新的适应路径要把握好新媒体的三个要素,相应地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和加强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满足和适应新时期社会和谐治理的需要。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SFIC城市公共服务智慧化系统协作“福州交警”APP治理

正为探析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模式的实践状态及发展前景,本文借助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城市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典型个案——"福州交警"APP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福州交警"APP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与SFIC协同治理模型相契合,尽管其交通服务智慧化供给模式的协同治理机制还处于发展初期,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不高、影响力不足,但是这种有限参与是对传统政府单     

生态治理现代化:理念、能力与体系的重构

伴随改革开放大业步步深入,我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传统的生态治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生态问题,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重构:树立从一维管理到多维善治的全新的生态治理理念;采取从政府主治到多元共治模式,全面提高生态治理主体协同治理能力;构建从功能到结构的全新的生态治理综合体系。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理论演进及其启示

美国是大都市区发展进程最快和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这些大都市区包含众多地方政府,互不从属,在处理跨区域问题时,公共选择学派和区域主义关于治理模式的讨论,贯穿美国大都市区近百年的发展史。无论是公共选择学派还是区域主义都强调直面当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并通过自己主张的治理机制作出回应,都非常重视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存在差异,仍可以从当代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国外大都市治理:模式、经验与借鉴

正国外大都市的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从治理结构上看,有以大都市区政府为主的模式、以区域委员会为主的模式、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模式以及城市联盟模式;在治理流派上可以分为单中心主义模式、多中心主义模式和新区域主义模式;在治理体制上又有分散治理模式、整体规划模式和协商合作模式等。即便是同一个大都市区,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也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然而在这些形式各异的     

探析协同治理新路径 构建危机管理新常态——以广州市登革热周期性"发热"危机为例

本文将对登革热在广州市的历史状况和疫情应对形势进行描述, 从而对2014年的登革热疫情作出性质界定——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阐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性;针对登革热在广州长期存在的形势, 阐述政府建立协同治理模式的必要性、重要性. 同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并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进行概念和理论范畴界定, 运用该理论,结合实际的登革热危机应对案例,分析当前广州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现状和运行机制,对政府协同治理的模式和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 找出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及其路径重构 ——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分析

项目制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制度工具,已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纵深推进,运用项目制进行贫困治理的失灵现象逐渐凸显。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扶贫资源的项目化运作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垂直化、精准化、高效化,精准扶贫的地方性实践背离了项目制的初衷。结合我国项目制贫困治理具体实践,构建基于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分析框架对其失灵现象进行解析可以发现,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现象主要源于协同机制缺失、管理结构交叉、精细化管理不足、专项化特征局限等四重因素。同样,我们可以从部门协同与上下级联动、区域协同与整体性治理、精细化治理与多元参与、信息网络与奖惩结合等四个维度着手重构项目制贫困治理新路径,提升项目制运作能力与贫困治理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困境及体系化应对——基于C市J区检察办案实践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是传统诈骗行为与现代网络技术结合异化形成的新型犯罪,呈现相关衍生犯罪持续攀升、作案方式精准化、智能化等诸多独特属性,反映传统社会风险通过网络迁移传播并强化,与此相对应的传统“组织化调控”与“偏重司法威慑”的治理模式效能有限,治理方式亟待转型重构。基于数据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检察办案实践切入,对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取证难度升级、衍生“黑灰产”链条交错、多元协同尚不充分、追赃挽损实效甚微、犯罪预防穿透性不强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进行解构,提出应充分考虑电诈犯罪的发展态势与特性,通过全方位精准打击、立体化治理衍生网络“黑灰产”、多元协同治理、系统化推进追赃挽损和精准化开展宣传预防等路径,以期构建生态共治模式,遏制电诈犯罪高发态势,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江苏从五个方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近年来,江苏省从加强协同治理、依法治理、创新治理、高效治理和危机治理等五个方面入手,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向市场、社会和基层放权,推进协同治理。一是逐步厘清部门权责边界。在2009年机构改革中,省政府减少厅级机构4个,省辖市政府撤销副局级以上实体机构117个,县级政府撤销副科级以上实体机构901个。2014年省政府组成部门和部门管理机构又各减少1个。     

大数据治理:传统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

随着信息社会数据种类和规模的指数级爆炸性增长,大数据治理的概念应运而生,并深刻地影响着政府及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方式。大数据作为新时代的战略资源和革新技术,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高公共决策水平、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与日俱增。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由于存在明显的弊端,已经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势必要加快转型,而大数据广泛而又深入的推广应用,则为传统的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变革契机和方法。为此,要着力培育全面、系统的大数据意识,运用大数据的治理属性,推动传统政府的治理变革,重塑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以适应和满足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大都市区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完善机制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大都市区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城市化的主流空间形态。大都市区治理已经从单一的集权政府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转变,从个体分立的本位意识向集体融合的区域认同转变,从单向度的权力关系向多维度的权力关系转变。大都市区的协调发展只有打破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界限,才能走出治理困境。为此,有必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大都市区协调机构,加快发展跨区域的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发挥大都市区传统文化的整合作用,推动大都市区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公共服务能力不强、治理职能不明确以及多元主体协调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必须从树立现代化治理理念、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基层政府治理职能、提高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能力等方面入手,促进基层善治格局的形成。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