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行政资源配置:资源依赖与优化选择

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在诸多悖论中面临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难题。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问题的关键。以公共性和可调拨性两个维度对行政资源做类型划分,行政资源配置模式可以概括为科层模式、市场模式、合作模式与混合模式。追求行政效率要求行政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从粗放向集约转换,而基于行政公平价值诉求则要求实现行政资源配置从精细化走向精准化,精准化兼顾精细化。     

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行政管理现代化。它具体表现为行政管理法制化、政府管理宏观化、行政管理责任化、行政管理民主化、行政管理信息化、行政决策科学化、行政机构精简化和行政管理高效化等八个方面。     

论法学视阈中类行政组织的行政主体资格生成

由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类行政组织逐渐承担起公共管理的职能。在现行的行政法律体制下，类行政组织并不必然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由此导致相对人行政诉讼权利的缺失。在界定类行政组织的基础上．从类行政组织权利来源、性质。类行政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条件两个方面可以推导出类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具备行政组织主体资格，从而使类行政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具有合法性依据。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而作为我国政府行政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环节是实现行政模式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政府一直沿用管理型的行政模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适应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我国城市政府必须实现从管理型行政模式向治理型行政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需要从行政理念、行政目标、行政架构、行政行为方式、行政参与等多个角度着手.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启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宏观的管理者与组织者,在这次机遇和挑战面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行政价值取向、行政职能定位、行政运行机制、行政组织机构、行政治理理念等方面,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不相适应。为了有效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须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重构一种既适应WTO规则,又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行政体制模式。     

我国行政法治模式的回顾与反思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行政法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完善阶段,行政法治模式也实现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更具治理取向的现代行政法治模式的推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在法治发展不健全的我国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唯有在培育公民社会、健全制度供给以及完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方能促进现代行政法治模式向纵深发展。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依附型行政人格的消极作用与突破路径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政治素质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农业社会统治行政模式之中产生的依附型人格依然存在于现阶段的行政实践过程中,其主要表现为不顾高职级行政人员的违纪乃至违法犯罪情形,对其采取无原则顺从的态度。依附型人格严重相悖于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其消极作用集中表现为引发公共行政权力异化、阻碍市场竞争有序化、有损行政队伍形象和声誉、影响个人价值判断等方面,最终容易引发行政体系运行不畅等问题。必须对照新时代干部选拔标准,遵循“刚柔并济”的原则,兼注重构建以疏堵结合为基本特征的外部控制系统、形成道德观与政绩观相协同的内部控制系统,进而促使行政人员突破依附型人格、形成与治理现代化趋势相契合的独立行政人格。     

政府治理结构变迁的必要性探析

行政生态环境变迁对传统行政模式产生强烈冲击,对传统行政模式掀起了重重发难,这种发难客观要求政府治理结构变迁。     

范式变迁下的中国政府改革价值取向研究

不同的行政范式蕴含着不同的行政改革与发展的价值观和取向。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及改革体现的是对传统官僚制行政的反思,各种治理实践的发展标明了其向多元化、复合交叠民主制行政的回归。当下中国政府自身特定的行政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行政范式和改革模式,吸收公共管理与民主行政范式中的有益部分并将两者整合起来是当前各项行政改革的内在价值取向,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因此，传统的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和健全，需要确立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需要强化社会服务功能，需要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需要强化社会自治功能，从而实现由侧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转变；由侧重外部约束向外部约束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转变；由条线的、单向的管理运行机制向网格的、互动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转变。     

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建构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基本构成因素将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复合行政:我国中部区域管理之模式

复合行政以其"多中心"、"交叠"、"自主治理"的主张契合了中部地区发展的需要,是中部区域管理的可行模式。在现行宪政框架下,获得党和政府的支持合作、培育社会的自主治理能力、纳入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是在中部构造复合行政的四个渐进策略。     

方法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化

在公共行政学方法论视角下,行政伦理制度化是涉及公共行政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两大领域的一种公共行政学方法,它包括行政制度创新方法、行政伦理管理方法和行政研究方法等三个层次的内涵。从这一角度开展行政伦理制度化研究,对于创新政府行政制度供给模式、提高政府伦理管理能力、探索伦理行政和法治行政相结合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     

算法化行政：技术何以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

本文系统分析了上海J区“一网统管”模式如何对接市民“12345”民情诉求热线，如何处置网格员通过政务APP以及传感器设备发现的城市治理问题，旨在揭示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等四个环节得以实现。算法平台拟合出城市公共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对行政过程进行标准化控制，促使行政过程按照“最优”方案执行，以此实现城市公共问题的高效解决。在此过程中，算法全面嵌入公共行政系统，挑战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人交互的关系样态，构建了人—机互动的新样态，全方位重塑了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过程。然而，受限于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因素，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未来行政改革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制度配套，推动传统管理模式与数字治理模式的协同。     

构建复合行政模式:“管理行政”加“服务行政”

本文在分析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两种行政模式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构建“管理行政 服务行政”这一复合行政模式的途径。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发展的基本任务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生态环境规定着自治地方政府行政发展的基本任务是用好、用足、用活行政性自治权。建立起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民族问题有效解决的政府治理模式。在行政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既体现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要求,又体现民族特点的地方政府体系和行政管理运行机制。     

大数据敲开“智慧政府”门

大数据深刻改变着政府的治理模式,使传统政府向智慧政府发展演进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在智慧政府模式下,通过大数据技术,政府得以"感知"社会的发展变化需求,行政决策更加科学化、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