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新型举国体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路径北大核心

尽管新型举国体制业已成为研究显学,但其在国家空间治理场景中的效用仍缺乏学术关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形势下践行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原创性思想的中国式路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质是党的领导,其在地化运作机制是政党统合。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特质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其在地化运作机制是均衡治理。赋予均衡治理政治势能、空间动能和行动效能,是政党统合驱动均衡治理的三重理论逻辑。相应地,以党中央权威统领国家空间治理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以跨区域统筹机制总揽“适配互补型”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以及以跨部门协同机制引领合作型集体行动,是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的三条实现路径。作为践行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的“政治学之思”,“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微观理论不仅捕捉到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驱动,更发掘出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空间治理效能的中国经验,但其应用力仍需要实证研究检验和支撑。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从地方社工委到中央社会工作部：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重塑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由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地方党委探索各具特点的社会工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案，形成社会建设统领型、“两新”党建引领型、社区发展治理型等主要模式。中央社会工作部综合吸纳“两新”党建引领型和社区发展治理型地方社工委职责，职责范围聚焦信访、基层治理和社会领域的党建。针对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仍面临的社会工作内涵不清晰、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部门职责交叉重叠、党政机构职能履行不合理等矛盾和问题，持续优化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应构建以社会建设为统领的机构职责体系、组建中央社会建设领域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完善社会工作领域党政部门职能运行机制和转变基层治理中党政机构职能。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公共利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以往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公共利益”核 心价值基础之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以政治制度化作保障;政府建设植入新公共服务理念;培 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构建共同治理的社会机制。     

政治韧性、结构优化与能力提升：党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

基层政治建设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建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并维持稳定政治秩序的系统行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就是要增强党的领导政治韧性，明确党建构基层治理秩序的政治责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提高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政治优势，夯实基层治理的政治根基；优化基层党政结构，实现党政行为联动、价值同构与责任共担，创新基层治理党政统合机制、基层群众参与机制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基层政治能力，引领提升社会再组织化程度，增强基层群众治理主体性，实现基层治理的实质性治理参与，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后将开启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新的贫困治理阶段,社会救助制度在此期间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发展成绩和短板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社会救助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本文认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救助应该转向以治理相对贫困为目标,继续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平性,着眼于更高的社会效益和运行效率。为此,“十四五”时期应该提升社会救助的贫困识别标准,扩大社会救助的行动体系,优化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强服务救助体系建设,并加强和优化社会救助的管理体系。     

街道办治理中的协商民主运转逻辑及其实现——以成都市H街道公民议事会为例

作为连接基层群众力量最基础、最直接的行政单元，街道办治理需要摆脱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治理的冲击而成为基层党政机构与群众之间最直接的互动界面。协商民主在街道层面的运作有助于优化街道办治理结构，其实质是以街道办党政机构为代表的建制化力量与以街道协商团体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基于对协商民主规范性价值的认同，以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街道层面协商与决策的统一。以成都市H街道公民议事会为个案的分析表明，街道办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现需要着力于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观念认知层面，从偏好“行政压力”转向“民主协商”;二是在权力配置层面，从对街道协商团体的“形式性放权”转向“实质性赋权”;三是在绩效衡量层面，从单纯的“算经济账”转向全过程治理下的“算总账”。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维一体”防止规模性返贫长效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政策亟需适时而变并朝着新的治理方向及时做出调整。通过对比脱贫攻坚时期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范式的转变,厘清返贫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通过落实“吹哨人”责任,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强化多元共治,构建党政社协同治理机制;拓宽发展渠道,构建持续增收内生动力机制;优化扶贫政策,建立政策动态调试机制等“四维一体”防返贫长效机制,破解返贫风险、守住脱贫攻坚成果。     

关于四川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优先型”发展模式的战略构想

四川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其不应一律采用“经济增长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应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及地区的区域功能定位，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社会建设优先型”的发展模式指的是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优先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各项社会事业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努力缩小与先发展地区的经济差距，而是以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消除人类贫困为直接着眼点，以保护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为重要内容，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导性目标。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实现可持续脱贫是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脱真贫、真脱贫"要求的新指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脱贫相关研究的梳理,阐释了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在风险防范、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能力提升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其内涵有机构成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能力"等五维复合系统。从外部环境的脆弱性、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欠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多维因素。基于内外协调与系统性治理的视角,从"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脆弱性的防控能力;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强化脱贫效果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培育贫困治理内生动力,提升脱贫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     

网络抑或统合: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研究

开发区的治理模式有三种:政府治理型、政企合作型、企业治理型,前两类一般设有管委会。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不同,开发区管委会体制可以细分为六种类型,分别在"连续性光谱"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对具体的开发区来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在光谱的不同位置间游走。在实践中,开发区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属地政府、周边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府际关系网络。在总体上,它们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进行多元化探索的产物。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规范,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长期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如果说以往开发区建设的关键抓手是政企统合的话,那么未来开发区治理的关键问题是,理顺围绕管委会形成的府际关系网络。     

新时代党政分工的价值定位、内在逻辑与发展指向

狭义的党政关系是指执政党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时代党政分工关系的提出,绝不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党政分开”的否定,也不是重走建国初期“党政合一”的老路,而是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找寻一种新型关系的具体路径。党政分工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党政之间“一体双轨”的结构特征、“制度弹性”的角色定位和“双轨一体”的功能机制,既能保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政府的治理效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未来党政分工关系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定型的方向发展。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差异化效能及其形塑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后小康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因及现实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彻底终结,后小康时代我国减贫工作将面临重大战略转型,即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持续性化解相对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向选择,是消减返贫和新致贫风险的现实要求,是破解"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难题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应以综合协同思路凝聚治理合力,实现贫困治理由"超常规"向"持续性"转型,协同推进贫困治理与区域综合开发及社会保障建设,巩固"扶志扶智"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