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业税设想到房产税试点——转型期中国不动产税收政策变迁研究

转型中国的税收政策是如何变迁的?本文以不动产税从物业税设想到房产税试点的变迁过程为例,运用修正后的倡导联盟框架识别不动产税政策过程中的若干政策参与联盟,探讨变迁发生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研究发现:物业税到房产税的转变源于税收文化与法律框架的变动,在转型中国相对稳定变量也可能被政策学习所改变。政策权威提出的房产税政策目标在社会学习中被政策参与者重新建构,共识的建立是受外部因素影响与政策信念竞争双重作用的结果。政策信念差异驱使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博弈,房产税试点并非开拓性试验而是策略性妥协。强化立法机关在税收政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将有助于政策民主化,应该建立行政机关与纳税人信任与信息共享机制,逐步提升税收法规层级,将财税改革试点纳入财税法治框架中推进。     

注意力分配视域下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研究——基于300份政策文本的Nvivo12质性分析

注意力分配作为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体现了地方政府特定时期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倾向,而加快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必须关注并剖析其背后的实践逻辑。通过构建“工具类型-应用场域-内容效力”三维统合模型,并参照时空维度以深度分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探寻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目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注意力分配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场域应用不均衡、内容效力不够高等问题。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即注意力配置初步引领数字化转型、注意力竞争内在驱动数字化转型、注意力再造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本文尝试提出促进政策制度持续创新、政策结构日益优化等可行路径。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589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部署与发展方向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与国家安全需求相匹配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为厘清国防科技工业政策的变迁路径与演进机制，本研究基于1978—2020年间国家层面颁布的589份政策文献构建了国防科技工业政策的共词网络，考察了国防科技工业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焦点与阶段特征，并据此得出国防科技工业政策的变迁与演进主要遵循了“重组转向→探索深化→转型推进→调整突破→整合拓展→深度发展”的实践进路。同时，结合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从内生继承、外生发展、融合效益和保障理念等四个驱动机制探析了国防科技工业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战略、体系和要素等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政策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政策议题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在网络技术、社会转型、民主参与和公共政策相互嵌置的情境中,其价值理念、运作机制、行为模式、发展态势等维度逐渐趋向现代性。在问题、技术、理念和利益多维驱动下,政治权威、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过程等政治机会结构因素发生变迁,导致政策议题建构权力分配格局变化,最终开启了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之窗。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实现基于政府主动适应和公民理性参与的双向驱动逻辑,要以充分信息和低度强制的"中心—边缘协商民主"为模式设计,从价值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发展取向等不同维度实施全面、持续和本质的现代化变革。     

倡导联盟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子系统效应

倡导联盟框架是由保罗·A·萨巴蒂尔于1987年率先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成为政策过程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理论之一。政策子系统（Policy Subsystems）是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单位，而联盟及其权力博弈是其分析视角，政策取向学习则是其重点关注的要素，联盟之间通过权力博弈和政策学习实现政策稳定与变迁的动态演化。倡导联盟框架的演进经历了从起源到成熟定型的过程，其标志是概念框架图的固定，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基本假设、构成要素和核心命题。基于中国情境推进倡导联盟框架的理论发展、通过框架应用改善中国政策过程质量和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仍然是中国公共政策学者需要努力和坚守的使命。     

经济转型期促进就业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变迁——以小额贷款担保政策为例

失业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就业政策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经济改革浪潮中,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城市贫困的政策目标.政府为小额贷效业主提供担保是我国借鉴国外经验所选择的市场主导型的政策工具.该政策鼓励失韭者通过创业实现再就业,丙非直接向失业者提供物质援助或工作岗位.随着转型期下岗问题逐步向市场经济下的失业问题转化,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本身也发生着变迁.从政策学习、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变迁的多视角考察2000-2011年上海小额贷款担保政策的变迁过程和动力,再结合其他地区的政策实践,可以得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变迁模型.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边疆安全治理的语言政策路径探析——基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实施历程（1949-2019）的考察

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关系到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整合与边疆安全治理效果。文章基于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范式，考察新中国成立后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语言政策在边疆安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机理，表现为语言同质化程度与边疆安全指数呈“U”型的关系变化特征。X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大体经历了“生成—转型—巩固”的过程。在生成阶段（1949-1978），“以民语教学为主，加授汉语”的传统模式并没有对边疆安全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阶段（1979-2000），随着系统环境的开放，边疆安全治理的困境也逐步显现，倒逼中央政府提高国家通用语言在双语教育中的权重；到了巩固阶段（2001-2019），随着双语教育政策设计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边疆安全困境有所缓解。作为该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民族边疆地区的居民对该政策的调整会做出相应的能动反应。最后，文章对以国家建构为核心旨趣的历史政治学范式在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议题研究中的适用前景作了进一步探讨。     

间段均衡理论与中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兰州出租车政策(1982—2012)的变迁考察

为了研究中国具体公共政策的变迁过程,辨识不同阶段公共政策出台的特定影响因素,运用间断均衡理论这一通常用于研究政策变迁驱动因素的主流思想,综合采取访谈、问卷调查、历史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兰州市1982—2012年出租车政策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并最大限度地还原政策决策的特定情景。研究发现:在整个兰州市出租车政策变迁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价值倾向、地方领导班子的态度以及公民的反应,是政策变迁动力的主要因素,具有典型的中国情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行进一步阐述,初步实现了间断均衡理论与中国本土体制环境的结合,构筑了间断均衡理论在中国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该研究对阐释和验证中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实现间断均衡理论模型的中国化改造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政策表达和演进逻辑——基于1986—2018年169份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城市生活垃圾增长带来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中央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便制定一系列专项政策。本文以1986—2018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69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借助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其进行逐层编码,构建出政策表达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呈现的"故事线"实现对政策变迁的解读,总结出政策变迁的四个阶段,即1986—1994年的政策萌芽阶段、1995—2003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04—2009年的转型调整阶段、2010—2018年的全面深化阶段,并利用政策表达模型析出的三重逻辑维度诠释其历史演进逻辑为政策理念——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治"、政策结构——从"简单控制型"向"元治理结构"过渡、政策过程——从"问题导向"转向"战略布局"。     

农村宅基地政策范式演变和发展趋势——基于1949年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

农村宅基地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明显的范式阶段:主导分配阶段(1949年-1961年)、两权分离阶段(1962年-1981年)、强化管理阶段(1982年-1996年)、严格管控阶段(1997年-2014年)与改革探索阶段(2015年至今),不同范式阶段的话语体系和政策风格截然不同,而且政策问题构建、政策目标定位与政策工具选择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2015年以来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使宅基地政策更具公平性、人本性和时代性,在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不断突显资源共享性、成果共享性将成为这一宅基地范式阶段重要的发展趋势。     

生存与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利益变迁与政策重构

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变迁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历程,经济环境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在政策环境中仍占主导地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全面推进,有必要对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框架为视角,关注焦点转移至毕业生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上来,呼吁政策主体从劳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视角对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重构。     

“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政策实施及分析框架

构建政策实施的中层理论，对深入理解和阐释我国政治过程的内在机制有重要意义，而中层理论建构的切入点之一是分析单元的恰当选择。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县域的聚焦，为“县”作为分析单元提供了可能性，但其在研究中尚处于典型而模糊的状态。反思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政策执行研究中，需转换定位将县作为“独特整体”，而非地方/基层的典型代表；在政策试验研究中，则需从“局部试验”的思路转换为“单元试验”，把握县作为“试验单元”的价值。研究提炼了“县级独特性”和“县域整体性”两个核心维度，搭建了“县”为单元的政策实施分析框架，为新时代县域政策实施分析的推进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同时对整合经验发现以构建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理解我国政策实施、解读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联具有借鉴意义。     

技术变革视域下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变迁审视——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考察

当下信息社会中，技术变革对公共政策演进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但已有研究缺乏对技术变革影响政策变迁的足够关注。本文基于间断均衡理论，对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演进与变迁进行了追踪分析，将其划分成三个均衡期与两个间断期；然后结合现实观察与理论推演，构建了技术变革视域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间断变迁框架。研究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演变包含了稳定的均衡期和明显的间断点；技术变革通过冲击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实施条件、重新定义政策问题来推动政策图景变化，放大社会风险激发正反馈效应，以及推动政策场域开放、克服原有体制障碍从而打破政策均衡。本研究阐释了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演进的来龙去脉，诠释了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间断变迁，有助于把握信息社会技术变革大背景下转型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和形成逻辑，为后续优化个人信息保护实现路径提供参考建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扩散的逻辑分析——基于中国18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作为新时期优化土地资源要素配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抓手和工具,有助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剖析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采取事件史分析法对2005-2019年我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内部需求、外部压力和个体动机三个维度剖析入市政策扩散的背后逻辑。研究发现:(1)入市政策扩散在时间特征上符合S形曲线规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区域与邻近效应;(2)在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影响城市间采纳的因素差异表现为重外部压力、轻内部诉求与个体动机。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策创新扩散信息交流平台,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交流;需要上级政府发挥好引导作用,积极鼓励地方创新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的积极宣传作用。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

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沿革和变迁之后,户籍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消极的掣肘作用。尤其是黏附于户籍政策之上的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制度差别,仍然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罪魁之一。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政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中国“行政国家”的核心特质——管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本位”,而户籍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则进一步巩固了以“政府本位”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愈改革,愈管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户籍政策改革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彻底转变。     

政策的终结与“终结的政策”

政策终结实质上是决策者的再决策行为。政策终结有利于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效率和优化政策系统。但是,当前我国政策终结失范影响了政策终结工作的推进,从而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因此,尽快建立与健全“政策终结的政策”是推进政策终结顺利进行的根本。     

地方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四维分析——以温州一项政策为例

研究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价值、时间、空间和文化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从价值维度来看,政府价值取向决定了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方向;从时间维度来看,政策创新需要良好的机会之窗,才可能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从空间维度来看,制度空间决定了政策创新的水平和程度;从文化维度来看,文化支持使地方政府政策创新具有深厚的根基,坚持区域性、本土性是公共服务政策创新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