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主监督与新闻监督对扶贫攻坚的合力监督

"十三五"时期云南扶贫攻坚任务繁重。重视和加强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民主监督,进一步提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为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的监督是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责任。结合云南政协报的一些实际工作,探讨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如何将政协民主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形成合力监督,无疑有助于云南脱贫攻坚工作的加强。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贫困呈现总人口大幅降低,向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集中的态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要求,脱贫攻坚要做到"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边疆民族地区边境线长,民族众多,文化、宗教信仰多样,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呈现集中连片特殊贫困特征,是我国脱贫攻坚最后一个"堡垒"。本研究从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由来入手,梳理了精准扶贫的提出,阐释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选取2个民族自治地区个案,分析当前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内容的脱贫攻坚的现状及问题,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路径。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 形成及实践路径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形成,既有摆脱贫困的思想渊源,又有多年扶贫实践探索的深刻思考和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以"精准"为核心,明确脱贫攻坚的目标、阶段和重点,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路径,指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对于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同时巩固脱贫成果

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脱贫攻坚的成绩做出了令人鼓舞的评价,认为是"精准脱贫成效显著",同时对2020年做出了明确要求:"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实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措施,严把贫困人口退出关,巩固脱贫成果。要建立机制,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脱贫攻坚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就教育扶贫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为我们深刻阐明了教育扶贫的价值功能、愿景目标、基本要求和策略重点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牢固树立科学的教育扶贫观,全面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各类院校教育扶贫作用,有效聚合社会各界教育扶贫力量,让教育扶贫在脱贫攻坚中释放磅礴伟力。     

科技扶贫政策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扶贫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关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1985年以来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轨迹和结构特征进行梳理是深入研究科技扶贫的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85年至今中央层面颁布的科技扶贫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呈现低位徘徊—平稳增长—阶段回落—稳定发展的四阶段特征;政策制定主体表现为松散的"简单多元决策"特征;政策制定主体协作表现为简单二元网络决策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使用上,表现为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激励性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不足等特征。     

"12345"方法步骤推进永德脱贫攻坚

云南省永德县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与永德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主题实践中创新思路,以"12345"脱贫步骤推进永德脱贫攻坚。"1个统揽"。2014年以来,全县识别出贫困乡4个,贫困村99个(深度贫困村27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4055户55396人。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全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按照"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要求,把脱贫攻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思考、谋划、统筹。     

用心扶贫,人社干部奋战在路上——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第三个全国扶贫日系列活动侧记

正自2014年起,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2016年是"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之年,在第三个全国扶贫日来临之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启动全国扶贫日系列活动,着力推动定点帮扶马山县古零、林圩两个乡镇11个扶贫村的脱贫摘帽工作。     

"六个抓好"聚焦"三农"工作重点任务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对云南而言,做好2020年的"三农"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聚焦重点,强化举措,把当务之急的事一件一件抓好。抓好产业扶贫。目前,全省有近2.95万个新型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带动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户165.71万户,占有产业发展条件贫困人口的97.54%。2020年,我们要继续把产业扶贫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夯实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和逐步致富的物质基础。一是做实扶贫产业项目库。这是一项管长远、打基础的工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齐心协力打赢脱贫决胜攻坚战

我们党成立95年来,坚持不懈地领导人民消除贫困,我国减贫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三五"时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整体脱贫仍然是我党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提高脱贫攻坚战成效,要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即脱贫目标要精确,扶贫对象要精确,扶贫脱贫主体要精准,扶贫举措要精准,有序退出要精确。要多措多举,在扶贫工作各个环节,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主要是: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脱贫发展根基;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打造脱贫发展引擎;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筑牢脱贫发展防线;深化贫困地区结构性改革,增强脱贫发展能力;弘扬自力更生奋斗进取精神,激发脱贫发展内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联合国1990年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评析

信息社会使个人资料被歪曲、滥用的危险明显加大,为加强个人资料的保护,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由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势不可挡,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因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国际保护的需要,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关于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意义的再认识

我国广大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搭建男女对话的平台,形成妇女解放的同盟军,促进妇女的解放。     

浅析社区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共青团是广大青年的代表，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如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拓展到社区，建立社区团组织，开展社区团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特征和规律初探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先进性、示范性、强制性、军事职业性 ;主要规律有内省与外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大节与小节相统一、慎初与慎终相统一以及官德与人格相统一。     

论党的协商民主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践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在开展西藏地方工作中得到充分践行。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协商民主相关史料的筛理,分析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践行的必然性,论述协商民主在该历史时期的实现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     

从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看《审计法》的修改

审计工作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使《审计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审计监督的需要。本文从政府审计范围、对象和目标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审计法》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民国时期西藏教育浅析

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对西藏管理的政治措施。同时,为了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制定了一些文化教育政策,对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对整个西藏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Tren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rms-length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mirrors developments in most countries wit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reated to deliver public goods—whether it is service deliver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regulatory oversight,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rported to benefit from 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to cabinet. There is a robu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cumenting the “agencification” of the state, yet Canadian studies remain mostly absen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Survey (PSES) microdata from 2017, 2011, 2005, and 1999 to test key hypotheses advanced by proponents of agenc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at agenc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We find that those working in enforcement agencies exhibit few of the purported advantages of agencification.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adjudicative, and parliamentary agencies consistently surpas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se metric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reforms may explain this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