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侦查中非法取证的预防和控制研究

目前,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非法取证问题日益凸显,五部委在2010年5月31日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中通过规定非法证据的无证明能力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具有事后性,对被取证人权益造成的侵害难以及时有效地补救.因此,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应当构建一套非法取证的事前防范过程.这样才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构建一套完备的非法证据遏制体系.本文拟通过对刑事案件侦查中预防控制非法取证的重要性、非法取证预防和控制工作实施的现状以及对预防控制非法取证体系的构想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对公安侦查部门在以后的刑事案件侦查中有所裨益.     

欧洲人权法院视角下非法诱惑侦查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以“Akbay and others v Germany 案”为例

Akbay案裁决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诱惑侦查问题上的态度,即诱惑侦查的非法性需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进行识别;非法间接诱惑侦查的认定应当以官方对共犯加入的可预见性、诱饵对行为人影响的决定性为标准。针对官方非法诱惑侦查行为,法律应当施以排除所有证据,或者终止程序等具有同等效果的法律后果。在国际社会毒品犯罪泛滥、全球应对毒品犯罪目标高度一致背景下,该立场反映了诱惑侦查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诱惑侦查规则的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资源与司法实践,区分非法直接诱惑侦查与非法间接诱惑侦查,明确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是促进诱惑侦查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新《刑诉法》与五机关联合制定的“两个证据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对反贪侦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简要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非法证据范围,结合我国反贪侦查工作的特点,分析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得到完全确立,并且配套颁布了具体的操作程序,使之更具有司法操作性。然而,刑事诉讼法主要是针对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制,对侦查阶段却未过多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个重要目的是就是规制刑讯逼供等非法侦查行为。本文就是试图就完善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浅薄的探讨。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规则之一,它对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状况进行整理,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分析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并结合其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     

贞查讯问与非法证据

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就是要获取口供。讯问权力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相对遭到侵害,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便不断发生,形成非法证据。因此,加强对侦查讯问中非法证据形成途径的研究,并据此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将有助于遏制侦查讯问中非法证据的形成。     

讯问型诱惑侦查的正面与反面

在当前"口供中心主义"的大环境之下,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新手段,讯问型诱惑侦查依托其取得口供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侦查机关的重视和青睐.然而,这种侦查方式存在着硬伤,它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侵犯侦查对象的权益,容易产生诱供的嫌疑,因此,通过诱惑的方式得到的证据要经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审核,这限制了讯问型诱惑侦查的推广.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利用艮好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督来规范和制约,是讯问型诱惑侦查得以广泛运用的关键.     

中国秘密侦查之法律现状研究

秘密侦查方法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犯罪做斗争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犯罪侦查自身规律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被司法机关大致认可,但时至今日秘密侦查的使用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律上没有明文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问题分析

侦查措施是证据收集的重要保障,其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息息相关,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至此,为确保新形势下我国刑事侦查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则准确界定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恰当区分何为侦查策略,何为非法取证,不仅有助于侦查策略限度的把握,也为侦查策略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刑事诉讼法此次大修,特别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非法证据排除"、"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定,对我们检察机关特别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影响必将是巨大而深远.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犯罪侦查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作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要内容的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论取证主体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适用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定侦查措施落后且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现代先进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定、排除规则实现同步法定化。     

论我国诱惑侦查案件之问题探讨——以毒品犯罪案件为视角

诱惑侦查手段,在机关破案立法中起着不可逾越的作用,尤其是在毒品非法案件侦查中,可谓是起到双刃剑的威力。诱惑侦查的正当行使,加快了毒品案件办案效率,极大激励了侦查机关工作的热情和信心,对于防范社会潜在非法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公民的财产安全发挥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相反,诱惑侦查若非法运用将可能会侵犯公民自身的合法权利,故必须在保证合法的条件下进行规制。根据我国司法的执行现状与发展方向,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加强诱惑侦查立法工作,进行更加合理地分类,并进行更加严格、完善的规制,以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诱惑性侦查比较研究

诱惑性侦查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反了刑事诉讼的被动性和程序正义理念,并且通过诱惑性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因而,原则上应当禁止诱惑性侦查。但是,为了打击犯罪的需要,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允许有条件地使用诱惑性侦查手段。     

浅谈我国诱惑侦查之规制——以美国“陷阱抗辩”法理为鉴

"陷阱抗辩"法理是美国对于诱惑侦查的一种事后规制,其目的在于防止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由于"陷阱抗辩"有正当程序的理念基础作支撑,并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保障,所以在美国能有效实施.但在我国却没有相应的生存土壤,不能产生现实有效的规制作用.我国应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诱惑侦查规制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侵害公民合法权益.     

论侦查中的非法取证及其防治

侦查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刑讯逼供和欺骗、引诱、威胁等方法收集言词证据。究其原因,在于侦查取证主体法治观念淡薄,办案水平不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够完善,侦查监督不力以及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等问题。防治非法取证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程序正义。防治非法取证应从提升侦查取证主体素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进行着手。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中的侦查工作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侦查环节的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在侦查阶段建立起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能够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相应措施;从内外两方面加强对侦查工作的引导和监督;改变原有的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从而确保侦查中的每个环节更加规范,最终保障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合法性能经得起审判工作的检验.     

论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亦日趋复杂化。一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已经对传统的“回应型侦查”侦查行为提出了挑战。为更有效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与之相时应的“主动性侦查”措施越来越被侦查机关广泛的采取。但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名誉权等重要公民基本权利，遏制非法的搜查、诱发犯罪等活动，必须对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制。     

程序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为许多国家的立法认可.由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性侦查手段会导致本无犯意的公民犯罪,机会提供型的诱惑性侦查手段会影响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因此,从立法上对前者应该禁止,对后者则应从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诱惑侦查一旦被滥用,即构成警察圈套,赋予被告人无罪辩护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警察圈套成立后的救济措施.     

试论诱惑侦查制度缺陷及完善构想

诱惑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为侦破刑事案件所经常使用的一种特殊手段,其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如界定合法诱惑侦查与非法诱惑侦查的标准不科学;对使用诱惑侦查的前提限定不正确,应该予以立法规制。     

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立法完善实证调查与研究

随着新刑诉法的颁布与实施,我国侦查讯问立法逐步完善,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不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确立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讯问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并对讯问的时间、地点等进行了规定.笔者以北京市公安局预审系统民警为被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分析.被试较为一致的对讯问录音录像的肯定,而对不强迫自我归罪、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非法讯问方法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大多数被试的态度较为审慎,对此,办案人员还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以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