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思考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讨论涉及法律与道德双重关系。法律与道德的离合,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见危不救要否入罪这个问题上,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立法也大相径庭。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法学"的思潮影响日大,"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在立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与道德呈合流之势。在许多标榜"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西方国家,都有"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在我国,尽管没有"见危不救罪",对一般的无救助义务的人见危     

论见危不救犯罪化的道德基础

见危不救的行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及思考,单纯的道德约束和行政权力的调节是十分有限的。用法律惩治冷漠,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的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以刑事立法为主要线索,探讨"见危不救罪"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的争议,论证见危不救罪的道德基础的成立。     

以鼓励见义勇为、转变判决思维方式替代增设“见危不救罪”

见危不救的悲剧一再重演,越来越多人呼吁增设"见危不救罪"。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我国目前不适合增设"见危不救罪",并提出完善《民法通则》的规定以鼓励见义勇为,转变"见危不救"案件判决思维方式以减少见危不救行为的发生。     

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浅析

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中都饱受争议。学者们多是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但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关系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方面不能将道德义务肆意入罪,另一方面二者又能相互转化的结论,而见危不救中的救助义务的层次归属,我们似乎并不能进行彻底的廓清。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现实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也即从见危不救的产生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及其实效等角度分析其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综合我国民情以及现代法治精神和刑法本身的谦抑性特点等,我们不难得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结论。     

见危不救应否入罪——从见危不救与见义勇为的中间形态之缺失谈起

虽然在国家立法层面并无鼓励奖赏见义勇为人的相关规定,但是见义勇为作为一种善行,一直广受推崇,地方性法规对于见义勇为的保护力度也远高出国家立法。本文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评价、见危不救单独入罪造成法律中间形态的空缺等方面进行论述,阐述了从几个方面对见危不救入罪的严格限制。     

浅谈“见危不救”不应入罪

关于见危不救能否入罪,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见危不救不宜犯罪化.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道德与法律关系以及对“法律万能论”分析,阐述将“见危不数”列入刑法是不可取的.     

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

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见危不助行为之犯罪化分析

近年来新闻惊现街头老人跌倒无人救等见危不助事件，如斯漠视行为导致他人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案件愈发受到人们关注。虽见危不助犯罪化在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已是不予争论的事实，于我国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欲从见危不助之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结果间不具必要因果关系角度及见危不助入刑规制不合刑法之缣抑性”原则方面分析，论证见危救助行为属于较高层次之道德义务，将其犯罪化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见危不助不宜犯罪化之我见

见危不助应否犯罪化,是十余年来学者争论不体的话题.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将见危不助入罪,但本文却不这么认为.本文旨在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进行立法考察、道德考察、刑法理论考察,以论证见危不助不宜犯罪化.     

关于见危不救入罪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见危不救的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关讨论亦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法律人，如何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路径，本文站在支持见危不救入罪的立场，针对入罪与否双方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相关阐述。     

见危不救罪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是否增设见危不救罪在刑法学界广受争议，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框架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探讨了这一问题。见危不救罪这一外在制度与作为内在制度的见义勇为相比具有优越性，可以减少因交易成本引发的见危不救现象，同时制度变迁戍本的存在也要求严格限制见危不救罪的适用范围。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思考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讨论涉及法律与道德双重关系,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又需要结合时代的具体情势而定.即便要通过法律来加固道德,也需惩治与激励双管齐下,注意发挥法律的激励作用.在讨论见危不救要否入罪这个问题上,鉴于我国《刑法》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宜简单地移植西方国家《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而应通过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

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王文华近年来，“见危不救”现象时有发生。面对他人的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处于危急关头，一些人却袖手旁观，目睹一幕幕悲剧的发生却无动于衷。司法界及社会其它各界对此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由于我国对该种见危不救的行为尚无禁止性的立法...     

浅论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

小悦悦事件让国人又一次感到道德的式微,有声音说应该用刑法来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制裁,从而保卫社会。针对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本文先后从法解释及立法两个层次,探讨"能不能"以及"应不应"对其进行评价。本文认为,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下,对负有特定义务的人的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评价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评价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以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进行限制;同时,对于仅负道德义务的人的见危不救行为,现在未到通过刑事立法对其进行制裁的时机,这既是从中国当前现实状况出发得出的合理考虑,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要要求。     

对“性贿赂”是否需要入罪的理性思考

时下,"性贿赂"现象十分严重,由此引发了"性贿赂"入刑的争论。"性贿赂"要不要入刑为罪?"性贿赂"能不能入刑为罪?这不但是一个理论务虚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需要面对的立法问题。尽管"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十分明显,但由于"性"的复杂性和现代刑法对性的宽容性,导致了"性贿赂"难以入刑为罪。其实"性贿赂"的本质所在是权色交易,法律应当设法管住公权力的幽暗之处,加强公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而不在于过度关注私权利领域的性本身。"性贿赂"入刑为罪弊大于利。"性贿赂"一旦入刑为罪,在司法实践的定罪和量刑方面就会面临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障碍。     

道德义务的刑事法律化——关于见危不救罪入刑的讨论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经济利益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为与自身利益无碍,当面对正在遭受损害的他人时,人们往往选择明哲保身、漠然处之。这不但与我国的道德传统相违背,更会使人们的价值观逐步扭曲。当正义保持沉默时,罪恶就会无所顾忌,所以将见危不救入刑不但是对见危不救行为的责难,更是维护社会基本道德的手段。     

“见危不救”的合理应答

据2月10日《华商报》报道,西安青年梁某等见义勇为,与持刀行窃的数名小偷搏斗,其中一名倒在血泊中。当时附近店铺以及候车的群众包括国家官员上百人围观,但无一人伸手援助。在国外,不少国家在刑法中规定了“见危不救罪”,如美国、俄罗斯、德国等,我国关于规定“见危不救罪”的呼吁也是此起彼伏。应该看到,“见危不救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刑事法的反面激发     

生命的守护还是疏离——评醉驾入刑的情节

鉴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意外、危害公共安全的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是,单从《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条文本身以及立法原意来看,醉驾入刑似乎并不需要考虑情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对待此问题上的看法也不相一致。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该问题进行梳理、论证,以树立“情节”在醉驾入刑中的核心地位。     

浅析道德义务法律化的可行性

近年来,关于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却反受其害的新闻不绝于耳。对此,我们正遭受一种拷问:是否应当将道德义务法律化,比如增设"见危不救"罪,对那些能够给予救助却不愿救助的人冠上不作为犯罪的帽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持一般的道德义务呢?在本文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主客观角度全面分析道德义务法律化的可行性,进而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与建议。     

“扒窃”入罪的理性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把"扒窃"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列入刑法规制的视野。然而",扒窃"是否一律入罪?"扒窃"型盗窃罪与行政处罚如何衔接?它与其它犯罪如何实现罪与刑的均衡?为准确适用法律,从"扒窃"概念与对"扒窃"行为的理解把握出发,结合"扒窃"的立法演变过程,论证了"扒窃"入罪的现实必要性,并就实务中出现的"扒窃"一律入罪论进行了探讨批驳,提出应对"扒窃"入罪进行限制;提出通过刑法"但书"条款、司法解释与量刑规范化统一"扒窃"型盗窃罪的定罪量刑统一尺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