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证据的确实、充分性

刑事证据是一种专门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尽管这几种观点在文字的表述和内容上都有所区别，但都指出刑事证据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认识和认定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所采用的刑事证据应达到的标准作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性规定。     

论刑事辩护证据

刑事辩护证据，是与控诉证据相对而言的。辩护证据与控诉证据的划分，是以否定或者肯定刑事案件的发生和犯罪事实的存在，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为划分标准的。或者是以证据在证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为划分标准的。也可以说是按与被告人的利害关系为划分标准的。辩护证据，是证明刑事案件未发生和犯罪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应对其从轻、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这种证据是被告人和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反驳控诉，及人民法院制作无罪判决和减轻被告人刑事处罚的主要根据。控诉证据，是证明刑事案件已发生和犯…     

刑事证据的定量分析

本项研究采取调查问卷方式,选取我国东西南北中有代表性的七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基层、中级和高级法院刑庭的法官作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当前刑事审判实践中涉及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刑事证据的认定、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发现我国的刑事法官对于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其年龄、文化程度、审判年限、办理案件数量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得出结论:应当从影响刑事法官认定证据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着手,增强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运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论我国刑事证据移送制度及完善

刑事审判因为其结果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强烈影响力,使得审判过程本身应当遵循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和人性关怀精神。我国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逐渐将司法审判从过去的片面强调对犯罪的追究转向了在审判过程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平衡。但是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仍存在一些弊端,也不利于人权的保护,难以体现司法正义。譬如刑事证据的相关制度,证据的出示与认定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一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定为犯罪,行为主体是否应当被追究责任,以及应承担责任的程度。一场刑事审判可以认为是一个认定证据、依靠证据还原行为事实并得出相应价值评断的过程。而我国现行的制度并不能很好的保证这个过程符合法律正义的标准。本文将针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移送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其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     

特别刑事没收证明规则比较研究

在特别刑事没收程序中,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没收程序所针对的财产是两个客观存在,检控机关的责任在于证明这两个客观存在之间有着因果关系,或者证明有关财产属于应予追缴的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特别刑事没收程序不应当以调查被告人是否有罪或者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为中心。针对有关财产提出权利主张的第三人应当重点证明自己不知晓或者根据具体情形不可能认为其知晓有关财产来源于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在接受有关财产的转让时支付了合理对价。法官在审理没收申请时应当像在民事审判中一样享有较宽的裁量权,有权根据"或然性权衡"证据标准,仅仅为了资产追缴的目的,就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被告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利等实体问题作出裁断。     

犯罪控制视野下的刑事审判 模式、功能与法官的态度

<正>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或者自诉人提起自诉的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活动。从犯罪控制的观点出发,如果刑事审判完全不注重通过审理弄清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而只是被动、消极地单纯依赖裁判解决争端,无视社会秩序被犯罪破坏的事实,那么争端能否彻底解决的确令人怀疑,相反犯罪却可能越来越处于失控状态,各种争端此伏彼起,刑事审判的效率大为降低,最终解决争端的目的并不能达到。这当然又涉及到刑事审判中犯罪控制的"度"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为刑事审判确立一些原则,赋予现代刑事审     

刑事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浅析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方式作了较大的修改，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无须再向法院移送全案案卷和所有证据，而只需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是我国刑事诉讼迈向科学化、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对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事审判方式的这一改革明确了检察机关是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及自诉人对犯罪追诉的权利，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检察机关的公诉及自诉人的自诉来启动审判程序，履行审判职能，而不能主动追诉犯罪。     

庭审中证据变动问题探讨

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收集证据、运用证据证明犯罪、惩罚犯罪的过程。我们知道,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本质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有的案件从立案到审判,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由于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可能总是变动:证据的形式可能变动,证据的数量可能增多或减少,证据的证明力可能增强或消弱。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今天,庭审方式的改革加重了庭审证明的份量,而对庭审的倚重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运用稳定、可靠的有力证据支持公诉。提供稳定确实的证据为庭审作准备,尽可能防止庭审中的证据变动,…     

秘密取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所谓秘密取证,是指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采取秘密的方式收集刑事证据,做到正确及时地揭露、证实犯罪和保障无辜的一种活动.取证到底应该公开进行还是秘密进行,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为此,笔者也想从刑事证据理论上谈一点看法. 秘密取证的合理性刑事证据理论来源于司法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法律对取证到底能否秘密进行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以司法实践来检验.从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秘密取证是符合刑事证据理论要求的,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秘密取证有利于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因为任何证据材料都可能有真有假,或者真真假假.而各种刑事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它本身不可能自己证明自己,而     

论监察机关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要求与标准——基于《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分析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收集和运用证据,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该条款承担着解决两法冲突,确保法院、检察院与监察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实现,以及实现监察程序自身法治化的功能。该条款引入刑事证据规范而未引入刑事证明规范,而且"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只适用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为了保障《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功能的实现,需要相关配套机制的保障。     

浅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各个诉讼阶段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当前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严格进行，只有前一诉讼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诉讼活动，既不能跨越也不能颠倒。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案阶段为怀疑；在侦查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而在审判阶段的标准才能沿用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总体上讲，自侦查机关到起诉机关最终至审判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应是越来越严格的递进关系。第二类观点认为，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的三个诉讼阶段都明确的提出了刑事证明标准，并且三个标准基本表述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基本是一致的，没有显著的区别。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     

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评价

刑事技术证据是刑事技术人员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通过收集、获取、检验、鉴定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痕迹、物品、物质、文书，为刑事案件的侦查破案、检察起诉、法庭审判提供的一种科学的司法证明，即科学证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并选择其价值取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１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也称价值系统（valuesystem）。刑事技术证据的价值体系表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反映刑事技术人员对外界客体（如现场痕迹）的关系，揭示刑事技术人员司法活动的动机和目的，…     

浅议刑事侦查中搜查与检查的区别

搜查，是指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检查，是从事侦查、检察、审判等活动的国家专门机关的人员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     

证明过程的成本分析——以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为对象

刑事审判证明过程分为证据采集、证据审查和证据认定三个阶段。证据采集是发现事实,产生生产成本;证据审查是沟通事实,产生交易成本;证据认定是确认事实,产生行为成本。证据制度的目标是准确、公正和效率,路径是实现成本平衡且最小化。相对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证明程序具有成本优势。     

毒品犯罪证据体系的建立及运用

毒品犯罪案件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的规律和特点,因此决定了在毒品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及辩护律师的诉讼活动,都应当围绕对诉讼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证据运用问题进行研究。而毒品犯罪证据体系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者确认的关于刑事诉讼中涉及毒品犯罪的证据、证据种类、证明对象、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以及如何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一套规则体系。     

刑事错案的认定与责任追究

刑事错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定罪和执行刑罚的案件。本文拟就此概念与责任追究加以探讨。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作了细化,引入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体现出刑事证明标准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结合的发展动向。中国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从主观方面为"证据确实、充分"提供判断依据,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注意:"排除合理怀疑"不应孤立适用,而是与其他条件紧密联系形成统一整体;严格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不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降低要求;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摒弃"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难以决断的案件,应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实证分析

以污染环境犯罪一审判决书为样本,对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证明往往依赖于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数据以及行政鉴定机构的鉴定等证据材料。法官往往通过将污染环境的排放、倾倒、处置等污染原因行为与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污染损害后果相结合,进而对污染物质运作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和确认。实证研究发现的具体难题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证据空缺;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合理与推定制度不完善;证明方法单一;环保监测数据、行政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合理,以及法官的专业司法应对能力不足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错综复杂,相关刑事法规范中涉及因果关系证明及其认定的规则阙如,刑事司法具体应对措施缺少等。证明难题的应对方案包括:合理使用行政执法证据资源,通过对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对照分析来完善证据收集制度,改进和完善相关鉴定证据及环保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强调对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心证等证明方法的综合应用。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认证

由于电子证据的广泛存在,电子侦查手段的不断进步,电子证据确有一定的证明力,因此电子证据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作为独立证据认证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电子证据未明确归类,电子证据取证难、证明力弱,导致刑事审判中难以把握和正确认证,因此目前电子证据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认证率较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提高电子证据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的认证水平尤为重要,完善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是前提,更新知识和观念是基础,审查电子证据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