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证据学"的证明原理研究

证据学研究证据与证明问题.理论争议中的"大证据学"不仅适用于法证据学,而且适用于其他任何使用证据判定事实的学科领域.它的提出背景和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证据法学的"跨学科"性质;社科法学的"入侵";国内证据理论研究的"贫困化"以及相对合理主义的"一以贯之"."大证据学"的证明原理可以通过证明方法的结构主义原理进行阐释,最终在整体主义的证明路径和证明锁链中得到实现.这种"大证据学"的结构主义证明观是由证据的结构主义意蕴和事实认定的多元向度所决定的;表现为证明标准的结构主义认识和证据思维的结构主义表达."大证据学"的整体主义证明观,根植于我国的大陆法系刑事司法传统;重点在于对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证据材料和证明技术的微观适用,强调的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程序的"三维一体"之立体观;价值在于构建了证据与证明关系的活力论.     

“戒杀生”与藏区生态法律秩序

"戒杀生"是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佛教慈悲精神的体现。在当前我国藏区,"戒杀生"对藏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当地"戒杀生"的全民性影响、综合性影响和政治化影响,通过具体的事例引出对藏区生态危机的担忧和藏区生态法律秩序的构建。     

韩非执法思想对当代警察执法的启示

随着公安司法改革的深化和推进,公安警察执法的理念和制度需要变革和更新。对韩非执法思想的探讨和借鉴研究,有利于我国当代公安警察执法的完善,从而切实和充分地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韩非的唯法律独尊、执法公平性、执法严厉性等执法思想,是他的"一本于法"基本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克服和减少当前我国警察执法的相关问题和负效应。借鉴和吸收韩非执法思想的有益经验和合理内核,通过完善公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警察执法环境,树立现代警察执法理念,构建完备的警察执法程序,有利于规范我国当代的警察执法。     

论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

方法在人类社会和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方法论能够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日益科学化。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存在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的结合问题、重点难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协调问题、参与改革和方案完善问题以及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转向需要。而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够克服这些“贫困化”问题，最终在刑事司法改革中通过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基本目标、基本手段、基本机制和基本保障措施来达成。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实证分析

以污染环境犯罪一审判决书为样本,对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证明往往依赖于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数据以及行政鉴定机构的鉴定等证据材料。法官往往通过将污染环境的排放、倾倒、处置等污染原因行为与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污染损害后果相结合,进而对污染物质运作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和确认。实证研究发现的具体难题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证据空缺;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合理与推定制度不完善;证明方法单一;环保监测数据、行政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合理,以及法官的专业司法应对能力不足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错综复杂,相关刑事法规范中涉及因果关系证明及其认定的规则阙如,刑事司法具体应对措施缺少等。证明难题的应对方案包括:合理使用行政执法证据资源,通过对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对照分析来完善证据收集制度,改进和完善相关鉴定证据及环保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强调对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心证等证明方法的综合应用。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简

以文化的功能论视角来分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会发现非宗教与非国家意识、司法伦理的人性情理因素以及静的法律秩序等本土文化根源促进了刑事和解在个人利益（减少刑事处罚和增加赔偿数额）与社会影响（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其他公民权利）这一矛盾中寻求平衡,该制度成功之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情理伦理及本身所具有的个人与社会的两面性。为此,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应通过受害方、加害人利益伦理的诉求和真实意思的表达、司法机关的职权因素与主导意识以及国家或者社会的伦理需求与价值评判三个阶段来实现。     

中国生存性智慧的价值论

生存性智慧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博弈的知识和观念。如何理解生存性知识或者生存性智慧,对当今更新知识理解、扩大智慧范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哲学以及神学的角度,探讨生存性智慧的本质和内涵;从法学的视角,具体地研究生存性智慧的价值基础。通过典型学科的适用价值来突出这一研究的重要性,期望对知识促生产、予智慧求生存。     

调解权的价值、性质与实现

本文以纠纷当事人的调解权为核心和基础,以调解权与相关国家权力的关系为视角,分析了调解权的被动性、调解权的差异性以及调解权的受支配性等特征。认为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权利意识,是社会公众所昭示的公共性政策在法律领域的延伸,强调在需求多样化与多元化的今天,调解权的实现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利益。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论量刑因果关系的司法证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

量刑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刑事法治中,量刑应当同定罪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本文从量刑因果关系的刑事整体性研究入手,从刑法和刑诉法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与判断。在微观正义论和司法复杂性的原理和要求下,量刑因果关系的证明要素被分为说明性的证明要素和假设性的证明要素。这两种证明要素在具体的证明路径和过程要求中存在差别。量刑因果关系的证明主体存在多样化特征。量刑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在证明标准的特殊背景下,更加注重检察官与被告人的不同角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