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基于网络舆情分类的舆情应对研究

<正>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舆情,政府相应的可采取以下5种应对策略:(1)"淡化式"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先由事件主体自行处理,在适当时候介入,调停事件矛盾,有利于避免网络舆情过早、过多的给政府施加责任或将舆情指向转至政府。(2)"萌芽式"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一是第一时间通报网络舆情,主动了解事件真相,协调有关部门处置;二是转入网络舆情监测工作,观察后续舆情动态和事件处置效果。(3)"强力式"     

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基于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分析

政治系统理论为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提供了解释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问政系统面临的环境越复杂,政府回应的速度越慢。具体而言,网络问政事件的主题与公权力行使关联越紧密,事件活跃时间越长,事件活跃度越高,政府回应速度就越慢。此外,网络问政指向为群体或组织相比于指向为个人的事件,政府的回应速度较慢。基于此,为提高网络问政的回应速度,政府应及时把握网络舆情,掌控网络问政环境;加强内部规范建设,提高自身服务能力;灵活处理社会关系,建立"双线"联动机制。     

面向网络舆情的政府知识需求分析

网络舆情因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和强互动性成为社会舆情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政府对网络舆情日益重视，但仍存在回应不足的现象。政府在回应网络舆情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专业和可靠的知识来作为依据。本文从政府产生网络舆情知识需求的内在驱动、政府网络舆情知识需求的特点、内容等方面来对面向网络舆情的政府知识需求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网络舆情知识需求进行建模，包括静态建模和动态建模，从而为实现对政府网络舆情知识需求进行挖掘提供了一种思路。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公安机关网络舆情危机及其应对

公安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公安机关必然成为社会瞩目的热点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就导致互联网上舆论对与公安机关相关的新闻产生了高度关注.这是当前公安机关在面对网络舆情时往往忽略的"后院起火"之盲区.如果公安机关对网民的批评和反映的问题闭目塞听,群众将失去对公安乃至政府的信任,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将更加恶劣,民警的任何一个执法行为都将会受到质疑.只有正视公安机关网络舆情危机,积极对网络舆情予以回应和合理引导,才会化解危机,取信于民.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状况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以及地方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直接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状况相关,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近几年发生如躲猫猫事件、周老虎事件、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状况

一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以及地方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直接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状况相关,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近几年发生如躲猫猫事件、周老虎事件、地震谣言事件等59起典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时间特征、领域分布、持续时间、参与主体特征、应对情况、治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其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网络传播中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比较突出，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已逐渐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需要疏通信息传播渠道以适时发布有效信息，在掌握网络舆情动向的基础上疏导群体舆论，将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和加强网络监管结合起来，合理规避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的负面效应。     

网络涉腐舆情的监督优势及科学化管理

网络涉腐舆情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敏感诱发性、随意偶发性、主观猜测性、虚拟隐匿性等特点,表达了民众对公权公正、廉洁的政治诉求。网络涉腐舆情具有高效高质监督、保护参与个体安全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网络暴力倾向、规范性合法性不足等问题。要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建立政府及时回应机制和政府、网络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机制,完善网络涉腐舆情信息工作体系,加强对网民和网站的培育监督,以实现对网络涉腐舆情的科学化管理。     

网络民主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网络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对政府回应既产生积极影响,如培养了政府回应理念,创新了政府回应手段,扩大了政府回应范围;同时,也对政府回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网络民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着政府回应内容,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发展问题束缚着政府回应能力,政治和政策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制约着政府回应效率,数字鸿沟现象的长期存在阻碍着政府回应的公平性等。因此,必须提高网络民主加强政府回应,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政府治理,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民主的范围。     

现实事件、网络话语和双重表达——以庆安事件微博传播为个案

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庆安事件经微博介入后,原本客观本体性的事件转化为话语性的虚拟表达事件。它历经了网络舆论的点燃、助推、分岔及消退四个阶段。与此同时,在参与过程中,网民会不自觉地根据自我经验作出行为选择,从而出现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个体行为分化现象。最终,在现实和虚拟的双重话语表达中,该事件相互缠绕和重叠,开始淡出公众所关注的视野。这种建立在"现实事件、网络主体以及话语表达"框架基础之上的过程分析性结论,对"根植于现实且又在网络传播的类似事件"具有参照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特点及其治理启示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逢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必然伴随有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重要内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网络舆情热度、烈度、扩散度、敏感度和破坏度也远超以往。在事件本身及利益相关者、政府、媒体、网民以及网络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病毒式传播、舆论场对冲激烈、次生谣言层出不穷等特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启示我们,必须要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考虑,采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差异化引导策略。     

网络舆情引导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普及,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网络舆情也异常活跃.如果对网络舆情处理不当,不仅可能诱发民众不良情绪,而且还会导致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加强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有助于我们化解网络舆情危机,保持社会稳定,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互联网作为当今人们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表达信息的常见方式,成为当前公民表达民意、反映需求的重要渠道,然而呈多样化、密集化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只有部分能成功触发政策议程,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值得探究。本文在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对多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预设“社会——网络——国家”三元分析框架,结合政府回应情况总结归纳出三种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模式,阐释我国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模式。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的优势在于政策的可执行性强、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但该模式下可能致使决策者对问题出现误判、可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协商治理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调适网络群体性事件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治理形式,它有助于预防事件的发生、遏制事件的升级甚至是消解事件的负面影响。它奉行民主治理的理念,以公共理性为价值取向,以公共协商为主要途径。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运作逻辑应遵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与演进规律,具体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式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协商式疏导、危机处置中的应急决策与协商式联动。当前,可通过建立多元化资源分配机制和增强弱势群体的资源利用能力等方式,矫正协商主体的不平等,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创造条件。     

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

本研究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因素。研究假设为,地方政府的透明性和回应性是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政府公关技巧则不是。运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的数据,对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政府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政府的公关技巧水平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则不存在相关关系,因而认为其对政府公信力的作用尚难确定。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地方政府提升公信力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政府危机传播管理决策:经验必须给科学让路--以广东"两大事件"危机传播管理为例

由于反应灵敏的预警和舆情监控体系缺失,老经验、老惯例发生选择性效应,导致有关部门对传言生成机制错判,对危机信息传播方式认知偏差,从而在"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未能及时采取措施,造成被动.政府危机传播管理从经验走向科学,应该培养科学的危机意识,建设完善的预警和舆情监控体系,积极推动和开展危机传播研究,加强危机公民教育.     

全媒体时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逢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必然伴随有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重要内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网络舆情热度、烈度、扩散度、敏感度和破坏度也远超以往。在事件本身及利益相关者、政府、媒体、网民以及网络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病毒式传播、舆论场对冲激烈、次生谣言层出不穷等特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启示我们，必须要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考虑，采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差异化引导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