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女性化现象”特征和情感导向机制——基于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的案例研究

女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和趋势。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四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实践为基础，分析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女性化现象的因素，归纳柔性化角色特征与相关行为，关注情感作用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主要同制度和文化两个因素相关联；同男性社区工作者相比较，女性化情形下的社区有着柔性治理的趋势，女性强调的是协商和合作，注重互动、文化和人文关怀，关注社区成员利益和需求，在社区治理中更易形成情感导向行动策略；通过五个情感要素(结构性、情境性、自我实现性、关联性和内部获得性)的积累和机制作用，推动了社区情感导向的治理进程。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多样化——基于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的研究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健康社区能有效应对风险、提升社区整体韧性水平、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尤其在防范化解基层危机常态化阶段,健康社区建设为完善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应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25个典型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揭示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即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应急组织资源构成的结构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应急卫生服务、应急教育培训、应急文体活动、应急技术构成的过程要素;由居民个体应急素养、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构成的结果要素。结构要素作用于过程要素并生发出结果要素,进而型塑出基层应急治理“结构—过程—结果”的三维理论分析框架。这为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破除基层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衔接障碍、系统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和常态化治理效能提供了策略选择。     

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社区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的社区治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正在形成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即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     

韧性治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因应与调适——基于W市J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

从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特征来看,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韧性是夯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客观要求。借鉴"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理论,搭建强调主体能力发展、网络化参与、巩固社会资本和注重数智治理的韧性治理可以发现,该模式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关注脆弱性群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行动策略,构筑基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保障了城市应急治理效度。然而,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需警惕社区应急能力内卷、社会资本分散、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及技术治理悬浮等现实问题。迈向韧性治理,实现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区域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准备方式。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党建引领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基于“调适—吸收—重构”的动态能力模型

党建引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调适—吸收—重构”分析模型,对佛山市G村党建引领促进村庄治理蝶变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对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机制具有动态演进和相互关联的属性,其本质是对调适能力、吸收能力和重构能力的多层次渐进提升的过程。在提升环境“调适能力”上,G村党委基于洞察探寻机制,向内主动识别治理问题以洞察农民需求,向外积极探寻发展机会以打开变革窗口;在提升组织“吸收能力”上,G村党委借助结构赋能机制,不仅实现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的吸收,而且框定了正式制度;在提升场域“重构能力”上,G村党委利用过程整合机制,促进组织学习和情感联结,推动隐性知识的生产及转化,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共创。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现代城市社会的开放属性、治理问题的异质定位、利益诉求的多元取向和社区构建的公共属性,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面临功能调适缺位、组织整合困难等压力。文章对我国基层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逻辑加以分析,探讨融合嵌入情境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和实现机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为了实现党建嵌入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耦合互动,党要重点聚焦于主体互动、功能整合、利益协调和价值传递等关联要素,以此来推动结构性融合、规范性认同、公共性成长、功能性整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社区是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承载体,是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沿阵地。社区应急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推进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社区和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建立常设的城市社区应急组织,包括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和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以及应急管理专家库;做好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准备,建立健全城市社区应急预案体系;注重危机教育的阵地建设,培育良好的城市社区应急文化,加强社区居民居安思危意识,提高社区居民应急能力。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     

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多元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共同战"疫",形成了许多成功的治理经验,但是也暴露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建立有效互动机制、完善队伍保障机制、完善应急机制和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机制是破解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域下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公共性困局及其破解

现阶段,社区尚未形成完备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造成社区公共治理功能较弱。在参与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和扩散面临着资源、能力等不足和成员参与组织事务的决策权与监督权被弱化等内源性困局,以及社区协同参与模式不完备、社区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机制不完善等外源性困局。因此,采取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等措施破解内源性困局,以及提高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的协同意识、公共意识,调适社区公共空间,完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等措施破解外源性困局,有助于发挥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公共性的功能。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包容性治理：城镇化社区治理策略选择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城入镇农民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类独特的社区形态，即“城镇化社区”。此类社区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所以治理机理复杂、形态各异，总体治理水平较低、成效不佳。寻找国家政权力量的基层有效性和维护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成为城镇化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大难题。西何社区作为城镇化社区的典型代表，其治理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兼容并包的治理资源、党领共治的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治理特征且富有成效。结合包容性治理主体、过程、成果三大维度与西何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发现包容性治理与城镇化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西何经验充分展示了城镇化社区包容性治理策略选择的必要与可能。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