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法律谈判者的敌人与朋友

一个牵涉到多方利益的法律谈判,其中各个参与者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考虑,正是这种固有利益的驱动,使得本以为理所当然的敌我同盟关系负有了不一样的含义。通过辩证的视角来观察谈判者与被代理人、谈判者与谈判对手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谈判者与被代理人之间不仅不是朋友,反而可能成为敌人;反观谈判者与谈判对手,看似敌人,实质上却可能是朋友。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中国气候外交议题策略探析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外交话语杈偏弱，特别反映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上，中国总是受到西方的指责，并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减排责任压力。要想提升中国当前的气候外交话语权，应在议题策略上有所突破，最关键的是要提出国际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转型的“缓冲期”策略，并在“公平承担份额”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可实现、可完成”的“中度限额”减排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还应更多地使用议题联系战略，迫使发达国家妥协，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全面理解邓小平的国际战略理论

邓小平国际战略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战略环境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现实基点是国家利益,战略基础是国家实力,战略手段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战略空间是全方位外交,同时采用灵活的策略.     

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

冷战结束以来,联盟与分化联盟的思维始终贯穿于美国历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中。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外交安全战略虽尚未定型,但在国际安全层面仍然延续了联盟思维。本文认为,楔子战略是美国目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联盟预阻,即致力于预先阻止亚太地区形成任何反对美国的潜在安全联盟或联合。楔子战略的具体运行机制主要依靠"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的"认可"及"补偿"两种手段,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分化压力,在利诱一方的同时施压另一方,并利用美国在特定国际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撬开并扩大目标行为体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罅隙,从而获取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美国基于威胁制衡理论及联盟预阻思维,仍然寻求在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以谋求其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利益。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应对。     

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我国建国后外交分别有"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开放的四个外交时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经验与启示,即: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的关系;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工作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正确处理好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促进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的不断推出与逐步落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也不断完善。该战略体系主要由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手段和战略布局五个方面组成。在战略环境研判上,需要全面系统认知国情和世情,把握两者互动日益密切的态势。在战略目标设置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为战略目标。在战略利益界定上,重点关注中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科学区分战略利益层次。在战略手段运用上,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协调国家、社会、个人等的积极参与,灵活运用安全、经济、外交和规则等手段。在战略布局中要把握好时空定位,在不同地理空间和领域不断优化战略布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确保各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实现"权力政治"向"规则政治"、"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经济导向"向"战略导向"的多重转变。     

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1990年启动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是公认的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谈判之一。由于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策和立场越来越关注。在涉及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所有议题中,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什么时候会开始量化减排温室气体?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对此,西方国家一直不愿接受,并对中国频频施压。国内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只有了解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形成机制,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比较合理的判断。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决定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基本因素,指出中国何时参与量化减排义务取决于减缓成本、生态脆弱性和公平原则三个变量的变化,并据此对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时间和方式进行了展望,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中国的减排进程可能加速。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

为总结建国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无偿经济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是"千万不要当头";不搞划线外交,致力于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单边经济援助转向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履行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多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中国对外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三个世界"到"一个世界"、从"敌友外交"到"伙伴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经济外交"、从"低层次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的适应性转变。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是中国与世界在三十年互动中完成的,是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作用与中国自觉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行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间的协同,推动着中国和世界沿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前进。     

外交战略与国家安全

自古以来,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与一国的兴衰安危密切相关。高明的外交战略往往会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低劣的外交战略不仅无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反而会危及一国的安全。当然,由于国家大小不同、强弱有别,其外交战略的选择也不相同。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动因、问题与对策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是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动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冷战后与全球化相互叠加的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三是中国文化自信心的提升和政府外交观念的更新。当前,尽管中国文化外交与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在文化与软实力关系上存在认识误区,简单化地将文化"走出去"等同于赢得软实力;二是相比于西方,当今中国文化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本身存在多元价值冲突,因而在如何选择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外交上存在困境。化解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注意两点:一是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改变中国在国际文化价值观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二是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     

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作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国家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上采取何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大国外交的趋向。野田新内阁已经明确表示参加TPP谈判。日本热切参加TPP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重振日本经济,在地区问题上纠偏中美关系,制约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参加谈判可能给日本国内政治带来分裂,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拜登政府与美欧关系修复的空间及限度

在经历了"特朗普冲击波"后,拜登执政为美欧关系的修复打开了"机会之窗".拜登政府的外交理念回归传统、美欧原有的共同利益基础以及双方短期利益汇合等因素,将助推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会有所加强.但由于受到国际变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以及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美欧关系的修复空间较为有限.中国因素的凸显既可能刺激美欧加强协调合作,也可能加大美欧战略分歧.归根结底,美欧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的错位决定了美欧传统盟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拜登政府也无力改变这一点.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韬光养晦”争议?

坚持追求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核心,而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坚持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是"韬光养晦"战略的精髓。从这个视角出发,在三种关于"韬光养晦"战略内涵的解读中,"谦虚、低调的外交风格"的解读显然要比"战略欺骗"以及"苟且偷安"、"鸵鸟政策"的解读更符合国家利益。而从这个视角也很容易可以看出,我国当前仍然需要坚持"韬光养晦",但需要提高"有所作为"在我国外交整体中的地位。     

抓紧制定中国在国际战略通道问题上的战略对策

国际战略通道是各国利益的交汇点,是牵动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课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人流、物流、金融流、信息流、文化流等的往来急剧增多,对国际战略通道的利用率也大幅提高,国际战略通道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性也愈益突出。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国际战略通道问题,综合运用各种途径和方式,...     

中国布局“留学外交”

<正>"留学中国"规模的扩大,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中国的"留学外交"布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缘政治、战略利益考虑而展开的。在今年4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卡里姆·马西莫夫被总统重新任命为政府总理。马西莫夫曾在20多年前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和武汉大学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去年10月,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并获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的穆拉图·特肖梅,当选埃塞俄比亚总统。马西莫夫和穆拉图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曾在中国接受较完整高等教育(而不是短期进修)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