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疑难问题探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对从事团队计酬型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针对参与传销人员实施的轻度犯罪行为和重度犯罪行为,在定一罪还是数罪上需要区别情况.从事传销活动,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对本罪在刑法上所属类型和性质,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根据《刑法修正案(七)》是针对传销犯罪行为即欺诈的传销行为所作出的专门性规定,排除了非欺诈性传销行为的犯罪性.因此,构成本罪的行为,不能再按《刑法》第192、266条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定罪处罚.实施传销活动,既包括对其组织的组织行为,也包括在其组织内实施的实行行为.本文指出根据传销组织实行的五级三阶制的组织形式,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包括培训员、代理员和代理商这三类人员.     

"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8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国外对传销罪普遍予以刑罚规制.我国新增传销犯罪有其必要性.该罪的设立应遵守适度和协调的原则.传销罪是指行为人组织策划或积极参与以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引诱人员加入,获利主要来源于发展人员所缴付的费用,而不是基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之合理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传销罪与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存在差异.该草案设置的传销罪尚有需要完善之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的竞合论探析--以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为角度

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是新型的传销犯罪,其在骗取财物的过程中涉及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其构成要件要素又与诈骗罪具有交叉部分,而"两高一部"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未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之间的罪数讨论予以明示,有必要通过二罪理论上的竞合论争议,比较日本刑法的竞合论规定,结合我国竞合论的规定,明示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与诈骗罪的交叉部分的罪名适用关系。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解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之一

以往司法解释将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作为非法经营罪处理既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也不利于实现有效打击传销的犯罪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积极参加者的身份转化后也应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理。实施了组织、领导行为又实施了其他犯罪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和数罪并罚理论加以认定。立法中＂骗取财物＂的表述应理解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     

议传销行为的罪名适用

目前对传销行为应如何适用罪名学者观点不一。传销可分为经营型传销和诈财型传销,并应区别对待。对未经审批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便从事经营型传销活动的,根据其情节,可追究其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而持牌企业及个人的经营型传销行为,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无需入罪;对诈财型传销活动,则应按其具体情节和事实,选择适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来处理,而其中如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行为的,应按数罪并罚处理。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完善措施。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旁善措茄．     

论我国有关传销犯罪的立法完善

本文通过对传销犯罪活动发展情况的调研,介绍了我国当前传销犯罪的概况,评析了目前传销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然后,从研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法背景和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入手,分析了我国在打击传销犯罪方面的立法空白,阐述了从严惩治传销罪的必要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制度进行介绍,对如何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论传销型集资犯罪中不同人员的区别定性

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来，传销型集资犯罪行为人应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抑或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直存在争议，但鲜有人提出对同一传销组织中不同类型的人员应区别定性。然而同一传销组织中，有传销活动的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人员，还有传销活动的积极参加者等，不同人员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不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同，单一定性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应在准确界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罚对象的基础上，将传销活动一般组织者、领导者及传销活动积极参加者定性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违反传销规则擅自转移传销资金的传销活动的操纵人员定性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具有双重目的及行为的予以数罪并罚。     

网络犯罪及犯罪地的确定

网络犯罪是信息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与传统的犯罪形式有明显的区别,并且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呈加剧的趋势。为了打击网络犯罪,我们首先要确定网络犯罪地点,包括行为地、结果地,这是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前提。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网络犯罪给犯罪地理论和法律制度带来挑战。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基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在司法上应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除非法持有枪支罪外,不应认为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根据(处罚根据)在于持有行为本身的抽象性危险,而应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一种立法推定性规范。处罚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行为,系变相处罚吸毒行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简单地将持有型犯罪看作继续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外的持有型犯罪,持有期间的法律变更不具有溯及力,追诉期限应从持有之日而非结束持有状态之日起算。主动交代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生效后查明来源的,应当撤销原判决,以所查明的来源定罪处罚。     

犯罪现场层次论

犯罪现场层次是犯罪现场存在表现及其被侦查人员认知的程度。犯罪现场是由犯罪时间、犯罪空间、犯罪嫌疑人条件、犯罪痕迹物证、犯罪活动过程、犯罪心理、犯罪证据等各种层次构成的复合体。研究犯罪现场层次论也是研究犯罪现场构成要素的存在及其在不同层面的联系。犯罪现场层次也是研究和揭示犯罪现场存在的一种认知。研究犯罪现场层次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对犯罪现场状况及其勘查工作质量给以程度判定。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停止形态研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具有未遂形态,应以15万元和25万元分别作为本罪未遂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标准。在既、未遂形态并存时,只要已售部分达到既遂数额标准,就应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既、未遂并存的量刑模式在两部分均符合相应形态数额标准的前提下,应选择性适用先并后定再调整或先定后并二次调整以有利于被告人;在仅有单一部分达到相应形态数额标准时,不应对另一部分仅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网络犯罪的特点及提高侦查能力的途径

网络在为人们提供方便和便捷的同时,也给网络犯罪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作案平台,利用网络实施的网络犯罪已涉及绝大部分社会犯罪现象,给互联网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冲击,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应该弄清当前网络犯罪的特点、原因,公安机关提高侦查、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以有效遏制网络犯罪,使互联网能更好的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发展。     

论律师伪证罪与他罪竞合情形下的处理

律师伪证罪与众多证据犯罪具有相似之处,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客观行为的相似性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交叉与竞合的问题,在定罪以及量刑上可能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律师伪证罪主观意图是通过毁灭、伪造证据等行为,达到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结果,其可能触犯他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由于律师伪证罪与其他的证据犯罪的轻罪、重罪关系并不明显,一般都按照律师伪证罪处理。律师伪证罪本身存在多种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论网络著作权犯罪之“以营利为目的”

进入网络时代,行为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趋向多样化。在网络空间中,＂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严重束缚了我国《刑法》的打击范围,对未经授权作品的非法复制、再现作品的数量和速度决定了必须废止＂以营利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在我国现有的《刑法》规定和犯罪构成框架下,不应拘泥于传统的营利方式,而应当根据网络营利的特有模式进行具体的认定。     

论渎职犯罪“损失”之判定

划定渎职罪损失的范围，应当将非物质性损失和间接损失纳入。渎职罪的间接损失系指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债权无法实现，可期待利益损失都是间接损失。渎职犯罪损失的计算应当以立案侦查时为最后期限。单次渎职行为造成的损失未达到犯罪，只要未经处理的，其损失数额可以累计。     

论非法经营罪的几个问题

非法经营罪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抽象，故有人认为该罪已成新的“口袋罪”，应分解或废除。理解此款只要遵循有附属刑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且可追究刑责才纳入的原则，此罪就无侵犯罪刑法定原则之虑；中国现继续深化改革国情决定此罪应有灵活性，没必要分解或废除：修正案（七）颁布后的传销行为不能再定本罪。无经营主体资格出版、印刷、销售他人享有着作权的作品的，其行为既符合本罪又符合侵犯他人着作权罪或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属于法条竞合犯，应以后者定处。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