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阶段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认定标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基本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升到基本法层面，同时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实践中，非法言词证据却遭遇排除难的现实困境。新刑诉法设定了以取证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来判断言词证据排除与否的标准。在“非法方法”的认定上，应结合取证手段对被审讯人的人身侵害程度及意志强迫程度综合认定。在同样需要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出排除时，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启示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个主要特色：排除模式由自动排除转向裁量排除；法官行使裁量权时遵循行政上的“比例原则”。这两个特色启示我们，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应采取裁量排除模式，法官在考量对非法获取的证据是否排除时应遵循“比例原则”。     

“情况说明”的证据越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的检讨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大量存在并直接运用于个案。这种通常由控方出具的书面说明材料，不仅在立法上没有依据，而且它本身的证据力一直备受质疑。虽然“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细化并规范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设置，     

浅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应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法的价值、程序公正三方面内容,且三者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是要分析其基本问题,即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实践,应当明确规定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确定非法证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此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下)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形成“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局面。(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宪法对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良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通过我国非法取证的诸多表现和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有其必要性。应该借鉴国外经验,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限制保留”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设想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出台,引发了理论界对证据立法的热烈讨论。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发展,对比两大法系国家对待该规则的基本态度,反观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此规则的相应规定,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属必要。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并借鉴别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根本途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100份裁判文书谈起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的100份被告方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案件的裁判文书显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为司法实务所规避,被告方提出申请后排除程序启动及庭前会议的适用较少,法庭在审查过程中可能以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判断替代证据非法性判断,目前重复自白的排除规则缺失,侦查人员出庭对辩护律师形成重大挑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发现为立法及司法中更为科学的完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中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评判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范围并不明确,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规则具体适用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通过对非法证据处理规则价值导向的具体分析,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源价值进行还原,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运行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诉讼活动中一项重大的诉讼规则,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本文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的分析,详细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对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范围

司法解释虽对非法证据作出界定,但对排除范围的限制有不妥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排除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时不应考虑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而是要看非法证据侵害的法益的性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误区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论较多,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否往往根据其真实程度进行讨论。国外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保障人权和刑事司法的平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证据的真实性出发,还是从价值冲突的理念出发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会陷入法理上的误区;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法律后果,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一种非法行为有了与其相应的法律后果,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制定规则难，实施更难

历经多年博弈。在“亡者归来”等突发事件的催生下，我国刑法学界学者和律师界呼唤多年的“非法证据排除”新规终于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千呼万唤始出来”。欢呼雀跃之余，更多的有识之士将思索的目光聚焦在规则的实施上。如何才能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再停留在口号式的宣言上？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所获取的证据不得予以作为定性或量刑根据的法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即包括本国宪法、刑事诉论法律 ,也包括已成为缔约国的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 ,并且多数国家都认可“非法行为”的程度是以重大违法 ,或达到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程度为标志。“非法证据”的范围一般包括言词证据和部分实行证据。在“排除”适用的诉讼阶段上 ,多数国家已扩大到侦查阶段和上诉审、再审程序中。从取证主体的范围上看 ,多数国家将适用主体限定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并未将诉讼当事人个人纳入适用此规则的主体范畴。     

排除非法证据中逻辑方法的运用规则研究

排除非法证据中逻辑方法的运用规则研究,就是运用人们在逻辑思维过程中,根据现实材料按逻辑思维的规律、规则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方法,讨论研究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排除非法证据存在概念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命题结构欠缺、性质含糊,推理中项不显、展开不能等问题。重思重构排除非法证据的概念、命题和推理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相关立法规定需要完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活动。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角度出发,分析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机制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探

本文通过比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现状和作用,论证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和适用这一规则应有的必要限度,并且提出构建"两道关卡"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