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一点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但无庸讳言,我们的研究亦有不足之处。怎样使古文学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呢?这里想借用清人姚鼐以“义理、考据、辞章”论学的说法,对今后的研究作一点展望。 先谈考据之学。它包括辑佚、校勘、笺注、汇评、传记、年谱各项在内。这是过去古典文学研究最有成绩的部门。但要看到,过去的考据工作也还存在不少陷缺。突出的     

论宾四先生的训诂理念及其实践

学术界一般认为宾四先生最大的贡献在史学,包括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者也多侧重于此,而忽视了作为一代通儒的宾四先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宾四先生曾作《史记地名考.禹贡山水名》一文,在训诂上除运用比较常见的以今名释旧名等传统方法外,还综合运用考据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一系列方法,多训释精当。其训诂既遵循常法,又不拘泥于常法。其中以语境确定同名异指、依考据确定异名同指等最值得称道。这些训诂方法在训诂学上有普遍而重要的意义。     

论考据学的复兴──21世纪楚辞研究方法论展望

拙文《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载《求索》1992年第4期）曾将两千年《楚辞》研究方法论概括为逐步深入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在受经学为主导影响的汉代至北宋，主要采取章句训释的方法；在受理学为主导影响的南宋玉清代，主要采取义理探求的方法，在受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影响的“五四”时期至现在，主要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依据古往今来此种历史走向，我认为，21世纪的《楚辞》研究必将发展出以一种研究方法为主导、同时融合消化各种外来方法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考据学将有可能复兴，成为《楚辞》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的主导方法。其理由…     

《论语后案》《论语正义》诠释之异趣

黄式三《论语后案》、刘宝楠《论语正义》,都是清儒诠释《论语》的名著,但学界的研究却并不充分,尤其缺乏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实际上二书诠释经义的方法不同,《后案》汉宋兼采,且有礼学化倾向,《正义》则是纯汉学,侧重章句训诂。《正义》采辑古说虽较《后案》广博,但忽视义理建构,以致于训诂亦多失误。黄式三作为史学家,阐释方式更加灵活,发挥义理也更精彩,《后案》较《正义》杂入更多史家的议论。在体例上,《正义》本当以疏解《集解》为首务,但太多篇幅却用于郑玄《论语》义的解释,因为郑义的残缺,所申又不尽当。《后案》以＂礼意＂建构《论语》义理体系,于郑玄经学思想往往能偶合,但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延续郑玄的失误。     

殷芸《小说》佚文辑录及其文献传播略考——兼评唐兰《辑殷芸小说并跋》的文献价值

殷芸《小说》是南朝梁的志人轶事小说集，今佚。鲁迅、余嘉锡均辑佚过，目前辑佚最完善的文本是经周楞伽详加校注的《殷芸小说》。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辑本，就是唐兰先生的《辑殷芸小说并跋》，该辑本在大陆学界很少被提及，其文献价值有待发掘。虽经过多家辑佚，但在清代文献中仍可见殷芸《小说》佚文，值得辑录。殷芸《小说》原本虽散佚，然其辑录文本不仅流传至今，还传播到了国外，在日本还有对它的研究，其作为六朝小说的价值可见一斑。     

庆历之前的宋代经学初探

南宋以来,学者倾向于以北宋庆历年间为界将宋代经学分为两段,前段衰微、守旧,后段繁盛、开新。然而,从经学学者与著作的时代比较上看,庆历以前的宋代经学已经复兴了;从学术特色来看,这时期的经学综合了音义训诂与义理阐发两种倾向,并偏重义理;从学术风气来看,这时期的经学已经出现了质疑注疏、己意解经、排斥佛老的新学风。所以,以庆历为界将宋代经学截然两分是与史实不符的,庆历前后的宋代经学存在着发展程度的不同,但绝非是守旧与开新的对立。     

从《论语正义》看乾嘉学者对“实学”解经方法论的变新

《论语正义》是乾嘉时期新义理学大兴后的产物。它虽坚持清初学者诠释经典时切实考证等"实学"特质,但受时代思潮的浸染,在对"实学"方法的应用中,发生了某些变异。一方面,它不断强调传统礼治思想的发扬,高扬"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倡导性情的道德观等;另一方面,它又试图破除汉学壁垒,流露出许多"宋学"的痕迹。在"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思想的指引下,《论语正义》不断凸显由"求是"而"求道"的解经理路,虽受到后人质疑,但其在实质上确实变新了原有的"实学"解经方法论。通过《论语正义》,可以管窥出该时代学者渴望凭借"人文实证主义"的新方法,重构以"道论"为核心的本体论,以对抗宋明理学的经学理念,以及仅依靠纯粹技术性的客观考证无法高效揭示主观性义理的考据式实学义理学方法论自身的内在紧张。     

存异与求同——以章学诚和柯林伍德的比较研究为例

比较哲学要求比较者对被比较者双方的特征都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以相对超然的态度进行比较。生在18世纪中国的章学诚面对的问题是挽救当时经学的流弊,即只讲求训诂考据而不顾义理。而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直接目的,则是要推翻西方传统历史思想。由各自的历史性造成思想间巨大的差异,是任何严格的比较研究不能不注意的。     

对《<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一文的质疑——与三泽玲尔先生商榷

一九八一年,日本国三泽玲尔先生作《屈原问题考辨》一文,经韩基国先生译成汉语在《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四期)刊载以后,即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尔后,三泽玲尔先生又于一九八八年推出《<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一文,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诸位中国先生的部分争辨,”于是“重新试对这些指摘予以辨明,”并阐述了他对“《楚辞》生成情况的全面展望”。三泽玲尔先生勇于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然而在我们认真拜读该文后,却感到疑点颇多,我们不能接受三泽玲尔先生编排的《楚辞》生成过程。为此,我们不揣冒昧,特与三泽玲尔先生就一些问题进行商榷。     

存异与求同——以章学诚和柯林伍德的比较研究为例

比较哲学要求比较者对被比较者双方的特征都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以相对超然的态度进行比较。生在18世纪中国的章学诚面对的问题是挽救当时经学的流弊,即只讲求训诂考据而不顾义理。而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直接目的,则是要推翻西方传统历史思想。由各自的历史性造成思想间巨大的差异,是任何严格的比较研究不能不注意的。     

钱澄之《田间诗学》考

钱澄之《田间诗学》从体例上看以＂《序》曰＂、＂《谱》曰＂、＂朱注＂为标注,将毛、郑、朱三家相提并论,择善而从;从阐释特点来看则以名物、训诂为阐释经文的基础,具有考据特点;阐释诗旨时以尊＂古序＂为立场,或申说《序》说,或据《序》说而另作发明,或对《序》说存疑,或直接否定《序》说对诗篇作文学解读。《田间诗学》的这些特点在清初汉学派的《诗经》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出了清初汉学派在治经方法上的进步。     

《楚辞》研究五题回顾及反思

一、屈原自沉与《哀郢》之关系 《楚辞·九章·哀郢》篇的释读理解,涉及到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证与评价,自明代以来成为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最早将《哀郢》与白起破郢、郢都沦陷联系起来的,是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汪氏说“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顷襄王时事也”,并据《史记·楚世家》,举出了秦昭王对楚国的几次攻伐,认     

西南联大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取向

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联大历史学系教师在通史撰著、断代史研究、宏观史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清史探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经典学术名著。与抗战前北大、清华的史学研究特点相比较,联大史学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研究选题上,从注重专题考证走向微观实证与宏观通论相结合;研究方法上,从崇尚考据走向考据、综合并用;研究目的上,从求真为主走向求真与致用并重。联大史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既是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影响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史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必然取向。     

章学诚之赋论:清代赋学的一个独特批评视角——从章学诚“骚赋异同”之辨说起

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从文化史的独特视角切入赋学研究。章氏力举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尤为企慕战国文章之盛世。众人将萧梁的《文选》“举为辞章之祖”,而章氏整个文史校雠工作的深层动机之一,是试图在时间坐标上将《文选》调整为有为而发的战国之文,从而消解清代义理、考据、辞章严重分离的现象,以补救时世为文之偏颇。     

五言律诗的奠基人王绩

正王绩,字无功,因隐居东皋,自号东皋子;又因嗜好饮酒,常一饮五斗而不醉,故又自号"五斗先生"。隋唐时期著名诗人。少有才华三仕三隐关于王绩生年,史籍没有记载。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定为隋开皇五年(585);著名的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在其《唐代诗人考略》中以为不确;王绩研究专家韩理洲先生在其《王绩生平求是》中考证,     

多维观照 灵气充盈——评吴广平先生的《宋玉研究》

楚辞研究历来是古代文学界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新时期楚辞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主要集中于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方法的拓展,前者夯实了研究的基础,增强了学科的厚度,后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学科的广度。青年楚辞研究专家吴广平先生潜心宋玉研究十余年,校注的《宋玉集》42万字,校注精审,胜义纷披,2001年出版后,《船山学刊》、《古籍新书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以及国学网、荆楚文化网、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网等众多媒体纷纷发表书评予以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精进不已、厚积薄发,著成30万字的《宋玉研…     

《尔雅》语义系统研究述评

从两汉迄至明清,研究《尔雅》的著作多是围绕词义的注释和考证,或是文字的校勘和辑佚,未充分认识到《尔雅》语义分类的系统性。近现代学者开始从宏观理论上、从方法论上研究《尔雅》,围绕《尔雅》性质的争论,从训释体例、词义辨析、义类系统等角度展开了专题研究,《尔雅》的语义系统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永恒的禅宗学术经典——《六祖坛经》评介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乃禅宗经典著作,初为慧能的言行记录,后经禅宗僧人的踵事增华,形成不同的版本流传。吴平先生的研究认为,《六祖坛经》按照学术价值的分类,大致可分为四种有代表性的版本,即：（1）敦煌本,有两种手抄本,该本不分品目,在各种流传版本中最为古老,最接近原本;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朱熹《楚辞》学略说

《楚辞》最早的本子为西汉刘向所辑,共十六卷。后经东汉王逸的增订注释,就成了《楚辞章句》十七卷,这是北宋之前唯一的《楚辞》传本。到了北宋,晁补之认为王逸所作的《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从而删去《九思》一篇,编成《重定楚辞》十六卷。同时,他又把历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受屈原影响较大的作品编成《续楚辞》二十卷和《变离骚》二十卷。这三种书后来都失传了,现在已无从窥其全貌。南北宋之际,洪兴祖对王逸注本加以疏通证明,成《楚辞补注》十七卷。洪氏补注虽然间有新义,但总的说来,还未能对王注有重要突破,楚辞研究仍然停留在汉人学术的范围之内。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包括《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完成了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