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儒家需要一个文化-历史哲学--以梁漱溟为案例

现代新儒家不仅深入诠释了传统儒学的心性智慧，而且做了传统儒学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构造系统的文化-历史哲学。现有研究对这种理论努力的特性缺乏仔细解释。对于儒家传统来说，高明的心性智慧与实际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近代中国形势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严重性。对梁漱溟的分析，显示这个问题的压力如何促使他构想关于中国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哲学，从而表明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格局。     

试论儒家修养学说

儒家的修养学说，包括“修”和“养”两个方面的内容。“修”重道德的外在方面，“养”重道德的内在方面。从孔子开始，历代儒或兼论“修”、“养”，或有所侧重，使修养学说逐渐完备，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道德修养学说。儒家修养学说在统摄内外、贯通体用的意义上优于西方道德学说。作为道德形式，“修养”具有继承价值。     

儒道互补中的理论困难与价值冲突

孔子通过“摄礼归义”，进而“摄礼归仁”，将作为秩序的“礼”安置在人的价值自觉之上，其价值方向是肯定“德性我”，孟子继孔子之后将儒学发扬光大。道家学说的基础是形上学，即“道”论，“道”为宇宙根源，其根源性内涵包括：自本、周遍、主宰性、超越性。道家的价值方向是肯定“情意我／生命我”。儒道互补发生在战国末年至秦汉，以道补儒是以道家的形上学补儒家的心性论，其理论困难在于以“道”解释价值根源要么使价值问题不能产生，要么损害“道”之特性。以儒补道则需以离开道家的理论基点为前提，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价值冲突。     

牟宗三心学的根本困境

牟宗三心学既是对儒学既有传统的继承,也是在西方本体论指导下的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牟宗三依托陆王心学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形上学,其关键在于强调人的道德实践与天(即无限)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实践具备普世意义和开放性的姿态。但是牟宗三哲学是时代在思想中的反映,因此无法充当时代的先导。这种企图和努力是其陷入困境的根本所在。     

劳动与自然选择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

“劳动创造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它在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得到了相当完整的论述。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一学说在得到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不断的话难，许多论者认为人类同样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人类进化完全是生物学的问题。本文拟对劳动与自然选择进行粗浅的分析。一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内容，它是进化论得以战胜“目的论”和“特创论”的有力武器，尽管在本世纪提出了“中性学说”等非达尔文进化论，但自然选择学说仍被公认为是关于生物进化的科…     

儒家"诚信"思想与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诚信”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基本规范之一。儒家诚信思想所包含的关于个人立身处世与道德修养 ,人与人的交往的基本准则 ;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等思想在当代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继承和发扬儒家“诚信”思想中的精髓 ,对于加强以“诚信”为中心的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特区的现实价值

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儒家道德文化是主流之一。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思想观念构筑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在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圳特区，儒家道德观对于特区道德建设仍然有很大的现实价值。一、儒家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儒家学说由春秋末年的孔丘创立，经战国中期的孟何、战国末期的苟况阐述，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其道德观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1．“德政”学说。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他用比喻的语言说明：国君…     

简议儒家学说中的人格理念

儒家学说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儒家学说的人格理念一方面体现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中,即倡导通过个人心性修炼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人、关注现实人世、倡导积极“入世”、奋发进取的人格精神中。     

寻求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平衡一现代新儒家科学观述评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做到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对于现代新儒家乃至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新儒家在哲学视域下思考如何在人文理性的指引下充分发挥科学理性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凸显道德人文精神对于科学理性的导引价值,以寻求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平衡。这对于解决当今科技异化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学成为东南亚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是儒学用于企业伦理并得以成功的有力证明。儒家学说既不能发电，又不能制造机器，为什么却受到东南亚“四小龙”的青睐？原因就在于它的思想能为企业营建和谐的气氛并创造友善、互助、合作的精神，而这一切能带来财富。儒学在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始终作为秩序原理而存在；儒学也是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成功的文化动力因素。至于日本，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儒学至今仍是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在日本企业中一直倡导的人即资本、和能生财。忠诚三大观念均来源于儒学。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     

论儒学道德论的批判继承

近几年来,理论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中,不少学者就怎样继承传统的儒学道德论问题进行研讨,这对今天我们建设一套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事实上,这一研讨,非自今日始。关于儒学道德论,文革前就有学者提出“抽象继承法”,前些年,也有学者提出理论的普遍性形式的继承法;另外,还有提倡“儒学发展第三期”的学者,提出今天可以对儒学道德论内容和修养方法进行继承的看法。这种种继承法中的一些见解,不能说毫无可取,但从基本观点看,均失于抽象和笼统。笔者主张,对儒学道德论应从社会历史的实践过程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实行具体的批判继承法。本文拟就此略抒己见,就教于学术界的同行。     

关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再认识——兼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之路和精神结构

关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再认识——兼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之路和精神结构徐才古老的中华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以其独特的悟性一语道破了“穷天人之际，究心性之原”（参见任继愈：《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新华文摘》１９９２〈１...     

试论儒学的道德价值取向

儒学的价值取向是道德追求,儒家所追求的道德是禀受"天命"而立于"人性"的善德,这种禀于天而立于人的善德统一了天和人,奠定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禅宗慧能心性论与王阳明心性论之比较

儒家的心性论要旨在于天人合一,而禅宗慧能的心性论则在于顿悟成佛,儒家和禅宗既有不同的特点,又有其相通之处。二者都是指向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本体的追求,也同样都是通过对心性论的探讨和体系的建立作为实现其要旨的途径,但禅宗和儒家之间的区别则在于儒家自始至终不忘记对整个人文社会的关怀,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王阳明在鉴于禅宗心性论来重建儒家心性论的同时仍然坚守作为一个儒者的立场。     

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

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历史悠久、积蕴丰厚、影响巨大的思想化体系之一，它可以与基督教化、伊斯兰教化、印度教与佛教化相并立。儒家仁学，也可称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学的精华，最具有普世性，它可以为人类普遍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仁爱之心是一铆道德行为的基石，培养爱心，扩充爱心，是建设道德明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普遍伦理最紧迫、最因难的任务是将爱心扩充到全人类。儒家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视天下犹一家，人类只有具备了此种情感和意识，普遍伦理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同样，通和之学用之于道德，便要求打破以部为空的狭隘性，淡化族群仇恨心理，实现真正的博爱。总之，儒家仁学，包括它的仁爱通和之学，会为普遍伦理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念。     

科学与人文:马克思哲学的双重维度及其统一

马克思哲学具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这是理论界所公认的。但是，着眼于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形态所展开的论争，我们分明可以看出，有些同志坚持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与其他经验科学的区别，不在于它的“形上”性或超验性，而在于它的抽象程度更高。另一些同志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学说，它寄托着人的理想并为人生赋义，所以当属人文；何况“文史哲”从来属于人文而不属于科学。这两种认识各有片面的真理，但都走向一个极端。马克思哲学包含着人文和科学双重视角、双重思维向度，而又正是这双重视角和双重维度的互动与融合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哲学才既是世界观，又是人学；既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又能革命地改造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深入地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学科性质，不仅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为我们解决哲学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找到钥匙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思想

《政治学》是典型的残片断牍，但仍不失伟大，它以讨论教育而终结。本文试图以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方面的思想做切入点来分析其“至善论”主张，原因如下：公民教育与理想城邦构造密不可分；公民教育是实现善治之手段，没有“哲学王”，掺杂兽性的人如何治理好城邦？公民教育寄托了亚氏一种现实思考。在阐述亚氏的教育思想之后，本文对亚氏的关于国家伦理的温和“至善论”主张作出分析与论证。     

儒家《中庸》政治哲学研究——以“道德的政治”为视角

"道德的政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气质,《中庸》之"诚"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实现过程。"诚"贯彻为两条理路:一方面是"致中和"政治文明理想,另一方面是"君子时中"政治参与。故《中庸》是传统儒家"道德的政治"政治哲学的经典诠释,是"政治的道德主义"与"道德的政治实践"结合的思维典范。《中庸》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与逻辑,是"道德的政治"儒学研究的重要案例,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儒家经验。     

作为思想的“正名”及其伦理困境

“正名”作为伦理思想并非由孔子直接提出，但在儒学发展的进程中，孔子基于礼崩乐坏历史文化背景下提出的道德建设基本要求被不断思想化而使之成为哲学范畴，它同时亦成为古代社会政治秩序构成的理论源泉之一。“正名”要求人以身份对应伦理的自我责任和对他者的责任，是古代社会道德实践的基础点。对于“正名”思想要有历史的观照，即它支持了秩序性社会生活的生成，也成为传统美德伸展的动力源。在现代公德建设的审察中“，正名”的内向聚合力使其延伸为一种走向公共性的阻碍因素。当前，对作为思想现实的“正名”之剖析与检查是走出伦理实践困境之必需。     

儒家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要义

作为社会身份和政治资格的人权在儒家“孔仁孟义”的思想体系中被表达为“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修齐治平”的实现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标志出政治伦理原则和“以德限权”的社会治理特色。儒家以“公权利”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以其公平性和自然性引申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演出人的政治权利,而“私权力”则仅为政治权利的异化形式,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以权谋私”,后者因其“侵害公权利”的实质,儒家的人提倡以“道德权利”加以限制,故称为“德治”。儒家的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传统,而且其思想特色通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三为”等原则亦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事业之中。